“马上要进手术室了，说好了不怕的，牙却一直在打架，挺没出息的。”肝移植手术前夜，17岁的叶子（化名）在朋友圈里留言。脆弱又倔强的语气，是独属于少女的敏感纤细。

　　这个夜晚对叶子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为了这一刻，她等了半年。“每一天，就像走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看不到前方的光。”

　　陌生人化为“夜空中最亮的星”，器官移植医生点亮这颗“星”，变为叶子生命中的太阳。

　　朱海涛，贵医附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今年1月至今，他主刀、参与肝移植手术18台，每次手术，都是书写“向死而生”的故事，传递爱与敬意。

　　在“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记者的采访，就从初心、生命与善举，与朱海涛打开了话匣子……

　　初心：选择与坚持

　　严肃中带点果决，粗犷外更见潇洒，身着手术服，大步走入手术室……这是近年流行的医疗电视剧中，屡见不鲜的外科医师形象。

　　然而，外科医师绝对不只是如此直观的表象。

　　“移植”在外科中，是一个切入不易、需要钻研多年的领域，朱海涛是这个学科中奋斗的一员，胆大之外也不失心细。

　　选择肝脏移植领域，是缘于对自己的期许——为病人“做更多”。

　　2004年，朱海涛是贵医附院肝胆外科一名住院医师，管理一位肝移植病人。期间，他所见的贵州肝移植还需请“外援”，所见药物时常没有达到预期的功效，这些都使年轻的他感到无奈。因而毅然选择学习肝脏移植并潜心研究。

　　移植，即百姓口中“移花接木医学”，除了动刀的技术之外，术后抗排异反应、长期生存也是医务工作者攻坚的领域。这是一套复杂、系统的学习，时间以五年、十年为年轮而计，朱海涛回顾初投入时，笑声爽朗，“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

　　2018年年底，贵医附院在左石副院长的带领下成规模地开展肝移植手术；2019年11月份，贵医附院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共同开展贵州首例小儿亲体肝移植手术；同年12月底，贵医附院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共同完成劈离式肝移植；今年1月份，贵医附院完成贵州首例ABO血型不相容的跨血型儿童亲体肝移植成功……每一次跨越创新背后，都能见到朱海涛的身影。

　　传承：希望与新生

　　据统计，我国每年有约30万器官终末衰竭者等待器官移植，但器官捐献实现者仅有近6000人，提供约17000个器官，缺口巨大。

　　“尽管和理想中捐献数量仍有差距，可和前几年相比，已有显著进步。”朱海涛告诉记者，去年，该院成功实施肝移植24例，除了2例活体肝移植，其余全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今年1月至今，贵医附院开展肝移植手术18例。

　　“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用爱延续另一个人的生命。”

　　由于医生不与供体及其家属接触，朱海涛感悟最深的，来自于受体家庭。

　　个体背后是亲属，眼泪承载着希望。当生命进入“赛点”，距离终点仅一步之遥，移植意味着赛程延长，陷入深渊的家可能被解救。

　　等待是煎熬的，这不是“你等时间”，而是“你拼命抓住时间流星”，祈求它慢一点、再慢一点。

　　有人等着等着，就再也等不到了。

　　25岁的肖夏（化名）罹患乙肝伴有肝硬化、小肝癌，他想活，他们全家祈求着他活。肖夏的名字记录在器官移植等待列表，青年将此视为唯一生机。

　　命运开了一个不怀好意的玩笑。

　　肖夏在家一口气吃了5个桃子，桃块划破食道下端血管，大出血，从当地紧急转送到贵医附院ICU抢救4天，救治无效，生命定格在25岁。

　　他去世前，一直心心念念的肝源，在两天后，出现了。

　　“非常遗憾。”朱海涛痛惜地说，如果肝脏能早两天，一切都不同。

　　一个人的名字从器官移植等待列表移除，新的名字添加进来。目前，在贵医附院排队等待肝移植的病人有近20名。

　　很多人都会问，等多久？直白又小心。

　　贵州一位30岁的扶贫干部原本患有乙肝，恶化为急性肝衰，生命，危在旦夕。

　　“当时，患者送到感染科，情况很重，晚期肝衰，感染科的专家说，这种严重程度的肝衰，保守治疗只见过1例成功存活。”肝移植，是唯一存活的机会。

　　患者父亲，一夜白头，他强忍着悲痛问请来会诊的朱海涛：“什么时候有肝源？”

　　朱海涛实在不忍，他答道：“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我不希望任何人发生意外，但若不幸，愿意捐出器官，我们必定全力以赴。”话音刚落，他接到通知，有一个肝脏捐献，定睛，和这位年轻人配型成功，且他的MELD评分最高，即他最可能分配到供肝。

　　经过肝移植手术，这位年轻的扶贫干部，回到工作一线。

　　“很多患者和家属问我有多快？我答不上来，最快的等了一天。”朱海涛说，肝源与移植，需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需要的是两个人的缘分，需要陌生人的爱与善意，才能串起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

　　前行：研究与探索

　　随着国内器官移植技术水平的成熟，移植手术量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肝移植大国。在贵医附院，暴发性肝衰竭、终末期肝病、原发性肝癌都可以进行肝移植手术。

　　“移植只是‘起死回生’第一步，接下来要思虑的问题也不少。”朱海涛的博士研究方向就是肝癌，“针对原发性肝癌，在标准以内肝移植肯定要比肝切除的效果好，但是怎么样做到尽可能晚复发，亦或尽可能延长生存期，都是值得毕生研究探索的课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朱海涛，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42岁肝移植专家为了学习及精进肝移植技术，先后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进修，但是“医无止境、学海无涯”，他愿意为中国肝移植发展付出一切、奉献终身。

文/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刘丹

责任编辑/杨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