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祥是我妹妹的儿子。上世纪70年代，我在武汉大学念书，他随堂祖父出差，半道上，堂祖父将他丟到我身边，一行人却潇洒着去了河南。

　　庆祥那时还不满5岁，而我的学业正待结束，作为毕业班学员，没心思也没时间照护他。在逼窄的学生宿舍里，我对他约法三章：不能哭闹，不能干扰，不能跑岀本宿舍大楼范围。这样，他大多时间只能老老实实“陪读”。

　　但小孩哪有不哭闹的呢？每当庆祥撒泼时，我就将他抱去操场中。那操场是个半拉子工程，尚末启用，长满荒草，我从窗口能看见场里的情形。我对他说：“耐心哭，哭累了自己回来。”起初，他会在那里干嚎一阵，估摸确实没人来打救了，便逐渐降了调门，后来大概在草丛中发现了蚂蚁或蟋蟀类，很快就投入到自己的乐趣中。我有时会忘了他的存在，待楼道响起敲击饭缸的声音时，才又猛然记起身边还有这样一件重要的事。

　　困难的问题还有每天的生活。武大学生食堂那时的中晚餐多是骨头炖藕块，几乎千篇一律，味道跟样式一样单调。为刺激胃口，同宿舍同学买来干辣椒，洗净，剪成小节，使劲加些盐，用凉开水泡在罐头玻璃瓶里，吃饭时在菜汤里掺点这样的辣椒水。庆祥也别无选择，将贵州人不怕辣的本事发挥得淋漓尽致。唯早上可不吃食堂打的稀饭馒头，去校门口买个油饼替代，这成为他一天的奢侈。

　　妹妹后来提及，庆祥从武汉回家后，有四个明显变化：一是与书交了朋友，二是早上不再睡懒觉，三是不再挑食，四是学会自己穿衣和简单收拾被褥。这些都像是歪打正着，那一个多月，当学生又当爹妈的日子，连滚带爬拉扯着走过，对他的所谓教育决非刻意而为。

　　说来有趣，庆祥后来便与武汉结缘。中学毕业，考进武汉一所大学，毕业后在贵州干了一阵，辞职去海南，但很快又去了武汉。之后，多种原因让他回贵阳，工作一阵后又去武汉读研究生。人生紧要处，潜意识里浮现出来的总是武汉。他在那里获得人生最初的一些朦胧印象，大武汉特别是万里长江奔腾不息的大气象，在头脑里怎么也抹不掉了。

　　他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省一个地质队，工作地点沉到遥远山区。当时我在省直某单位工作，给人错觉可能会有些能量。庆祥有调整一下工作单位至少是工作环境的愿望，我给他交底，要他立足于自强。后来，他辞职南下海南，到我们再见面时，他已有了女朋友小王。我问他工作近况，他说总在跳槽找更合适的事情。我说年轻时不跳几次槽，人生就太乏味了。他本以为要挨我尅几句的，没想到受到鼓励，一笑释前嫌，两老少什么都没再解释。

　　后来小王谋职，我依然爱莫能助，他们便打消了对我的企望。经过几年打拼，两口子在贵阳渐渐站稳了脚跟，庆祥进入一家上市公司，爱人从事会计职业，两人兢兢业业，悉心照料女儿，直到把女儿送进一所门槛颇高的高校留学深造。庆祥坦言，他曾经对我有过怨恨，正是这怨恨让他产生自立自强的冲动，有了后来的人生。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居然将我视为影响了他一生的人之一，对我在亲情方面的“冷漠”与固执，称赞说是思想观念更新，不仅坦然接受，而且认真实践，还倡导推而广之。

　　我同庆祥是亲情，却像朋友那样相处，形成了舅甥加朋友的特殊关系。亲情里有义务与责任，相互依赖的成分较重，双方容易陷入无奈与纠结，特别是对年轻人的锻炼成长没有好处。悟到这一点，我便有意让亲情淡化一点，以友情的方式来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尽可能获得超然与洒脱。因此，在我和庆祥之间，不失亲情，却也保持了适当距离。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时，绝不会不管三七二十一，说：“谁叫你是我老舅呢？”我有什么事需要吆喝他时，也绝不会居高临下，颐指气使。

　　我前妻去世时，两个女儿尚小，庆祥第一个跑到我身边来照应，完全像自家儿子的样子。我退休后，有年生日临近，他说他给我做一次生日，我说不想过生呢，他说那我就请你吃顿饭，我说行，然后两边家人就聚了一次。我发了几篇小说散文，他是敢认真提出批评意见甚至调侃几句的人。我能体会到他对我的敬重，却从不阿谀。

　　我觉得这样挺好。

　　那次在武汉，我带庆祥去了一趟武汉长江大桥，同他在桥上照了张相。我抱他坐在桥栏上沿，用右手护着他。他和他父母亲都将此行视为他一生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仿佛那次相处是给我们一生定下了一个基调，无论后来的情况怎样，都已经无法改变相互关系的轨迹。我却在想，他在学校呆了一个多月，除了委屈，还真有什么收获吗？

　　文/罗兴武

　　文字编辑/陆青剑

　　视觉编辑/向秋樾

　　编审/李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