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十点半，天上掉着不大不小的雨，雨点非常细密。60岁的张仕香，瘦弱的身躯包裹在深紫红色的皮夹克内，沿着公路边缘冒雨奔跑。他向路过的汽车招手，车没停。

　　隔三差五，他就从移民安置点的新家奔向8公里外的老家——鱼跳村。运气好的时候，能搭上便车少走一段路。

　　目的，仅仅为了回家放牛。有牛，才能耕地。为什么还要放牛耕地？他说，谁也不愿意这样辛苦，可是安置点没有就业机会，不得不两头跑继续种地。

　　恰如其名字寓意一样，鱼跳村的村民开启逆流而上的生活，有心酸往事的回忆，有当下尚未完全克服的艰辛，也有更多在适应中探索未来的希望。

　　鱼跳，最后的三公里

　　田坎彝族乡毕节市最东北的角落，也是七星关区辖区最远的乡，距离长达130多公里。这里地处川黔两省三县区（古蔺、金沙、七星关）的结合部。

　　从地图上来看，田坎是毕节的最东北角，而鱼跳又是田坎的最东北角。高耸险峻的大山和幽深峡谷中的赤水河，将几个不同省份的县区切割开来。我们决定去那里看看脱贫攻坚的情况如何。

　　导航软件显示，如果一早从市区出发，行程三个半小时，那么采访时间就受到很大限制。我们选择，4月21日晚夜宿临近的普宜镇，次日一早出发。

　　到了田坎彝族乡的大元村医务室，车到了路的尽头。我们才知道，鱼跳村已整体搬迁。16户53人中，有的搬到毕节市区，大部分搬到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一个五保户老人还住在那里。

　　73岁的村民王正江说，大元村地理环境恶劣，背后的金银山是一座大石山大森林，大山夹着河沟，很难发展。种包谷还是刀耕火种，一亩只能收三四百斤。他通过电视了解到赫章海雀村的发展历程，“海雀都发展了，我们这种地方发展不起来。”

　　大石山留不住水，也留不住人。大山组400多村民，只有20多个老人在家，其他人都出去了。王正江说，“可能过二三十年就没人住了，那时候老人都不在了，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来。”

　　老人觉得欣慰的是，村民衣食住行都解决了。过去用水要靠水窖蓄积天然降水，到1.3公里外的地方背饮用水。2010年开始，政府提水工程解决了这个大麻烦。“最大的变化是房子，过去都是夯土墙草房。共产党还是好，就算发展不起来，也饿不了饭。”

　　公路尽头是一段通往坟塆组还没硬化的毛路。大元村村民和村干部都坦言，群众对脱贫攻坚很满意，唯一不满意的就是这最后的三公里路三年仍未修好。乡党委书记吴付祥说，这段路已立项，得到福利彩票扶贫基金238万元的支持，今年6月30日之前一定能够完工。

　　从医务室到鱼跳村，比毛路还更为艰难，只有一尺宽的羊肠小道。而距离呢，大约也是三公里。很难用山路这个词来称呼它，因为山路无论如何盘旋总是有相对平缓的路段，而这条路其实是一直往下俯冲，从海拔1120米直降至海拔400多米。

　　鱼跳，让人望而生畏。气候反差之大是最好的注脚，山下冬暖夏热，山上冬冷夏凉。王正江说，他已经十多年没去过这个村子。

　　天依然下着雨，我们开始下坡时，张仕香急急匆匆飞奔而来。路太难太窄，泥泞易滑，不允许我和他一起打伞并肩缓行。他劝我们回去，路难走，天气又不好，“太遭罪了。”

　　鱼跳村的名字，缘于一个传说，鱼到了这里要往上跳才能过河。那一天，我们努力追随着张仕香，或走或跳或跑，奔向鱼跳村。

通往鱼跳村的路极其崎岖狭窄，最窄处，一道栅栏就能防止牛跑出山谷。

　　割舍不了的土地

　　两侧是灌木丛生无法穿越的高坡，夹缝中的路是唯一通道。一路上有两个木头栅栏，一个栅栏设在密林和山沟之间，一个栅栏竖立在很高的石坎前，农民用它们来防止牛跑出去。

　　一道简单的栅栏，就能让牛无路可逃，狭窄的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地方生活一辈子是真的遭罪。路如此艰难，张仕香为什么还要冒雨跑回老家呢？

　　他说，回去养牛。牛平时不用管，直接放养在山上，天黑了自己会回牛棚里，隔三五天去看看。听起来，虽然辛苦点，但还是个不错的增收门路，就算一年卖两三头也有一两万元的净利。

　　仔细一问，其实不然。

　　准确地说，张仕香是放牛而不是养牛。他说，还要耕地，不养牛不行，“养牛卖？没有本钱！”

　　一路上，他在气喘吁吁地奔走中讲述生活的艰难。儿子五年前因打架而坐牢，儿媳改嫁，留下两个孙子。如今，大的孙子7岁，小的孙子5岁，儿子坐牢时小孙子还在娘肚子里。

　　搬出去没有就业岗位，一家人吃低保，但这点钱还不够。所以，他还是坚持两头跑，能种多少是多少。

　　站在村口眺望，房子已经基本拆除，偶有残垣断壁，复耕的屋基上种了蔬菜、玉米、小麦等。村子中央一座白墙黑瓦的房子最显眼，后面是五保户残破不堪的屋子。

房屋拆除后的屋基上种了玉米等作物，图中的三座山，从左至右分属于四川古蔺、贵州金沙和贵州七星关区。

　　进入村子，路边的第一个建筑物是坟。它太特别，别的房子和坟墓都背靠大山，唯独它面向大山背对来客。白色房子两米开外也有一座坟，那是房主的归宿。窗户玻璃内，一面颜色鲜艳的镜子里嵌着明星照，似乎也在张望这个世界。

　　51岁的张仕学和妻子默不作声，站在白房子前好奇地观望。张仕学有一只眼睛视力严重受损，所以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不过种地养牛是公认的一把好手。所以，他在山里养了三四头牛，还种点庄稼蔬菜。妻子被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岗位——护林员，每月800元补贴，两个刚成年的儿子则在外面打工。

　　所有搬迁户的房子，都按照政策要求拆除了。而这座白色房子的主人未成为搬迁对象，所以，主人的儿子不同意拆除。张仕学夫妻俩劳作之余，会在这座房子里休息。

　　不过，他们并不在房子内做饭，说担心熏黑了别人的房子。只要天气允许，他们就露天做饭，锅碗瓢盆凌乱地放在地上，装着几双竹筷的橙色塑料盒子挂在铁架子上。

　　一只脏兮兮的流浪猫喵喵地小声叫着从锅碗瓢盆边溜走，它被主人遗弃了，或者说，它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做着主人。除了张仕学夫妻偶尔给它残羹冷炙，谁也不知道它是如何顽强地活下来的。

　　五保户，唯一的留守者

五保户张绍辉是唯一的留守者，他的房子非常简陋。他已初步答应搬到公路边居住。

　　在鱼跳村的最高处，有一座小小的房子，只有十平方米左右。在旁边两层楼那么高的巨石和门口高大的核桃树映衬下，它越发显得很小。

　　这座房子极其简陋，下半截是夯土墙。左侧是吃饭的地方，一张迷你的矮桌子上放着主人的食物，一大盆白米饭，颜色发黑的炒黄豆，还有一盆灰黑色看起来令人迷惑的汤菜。主人解释，那不是酸菜，是牛皮菜（学名莙荙菜）。右侧是一间空荡荡的小卧室，窗台上放着镜子、牙膏、杯子等生活用品，老式机械闹钟滴答滴答地响着。

　　房子上半截是木板搭的阁楼。通过梯子爬上阁楼，那里通向主人——71岁的五保户张绍辉的卧室。纵向分布的木板非常稀疏，外面蒙上一层透明的塑料布，这解决了采光问题。不过，风依然会从瓦顶和木板之间的横向缝隙灌进来。

　　阁楼的另一半堆着杂物，上面堆放着一篮子核桃，一大包宽面条就随意地放在布满灰尘的木板上。主人邀请我吃核桃，还打算为我煮面条，我以同伴还在公路边等待而委婉谢绝。

　　还有一只小小的腰鼓躺在阁楼上。年轻时会打鼓吗？张绍辉含含糊糊地回答着，而楼下张仕香和张仕学俩口子呢，不知道谁开玩笑说“叫花鼓”，然后哄堂大笑。

　　房旁的旧屋基上，小麦半青半黄，也许能收二三十斤麦子。菜地里，包菜长势惊人比脸盆还要大，莙荙菜已经抽苔开花了。看起来，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不过，房子周围布满了坟墓，难以想象在所有人撤离的夜晚如何安然入睡。

　　每个月生活支出大概三四百元。张绍辉说，每天要喝一斤酒，隔三差五去街上买点米面，二三十斤还是背得动。

　　张绍辉是一个性格开朗而幽默的人，问他一天吃两顿还是三顿？他慢悠悠地说，“吃三顿？怕吃四顿哦。”接着，又正儿八经地答道，“吃两顿。”

　　他并不介意谈单身话题，一边抽着旱烟吐着烟雾圈，一边继续慢条斯理地说，因为自己嫌弃别的女人。旁边的人又哄堂大笑起来。

　　不过，张绍辉并不是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村民透露，他谈过四个女人。这么偏僻而艰苦的地方，似乎娶媳妇不容易吧。可村民略带不屑地说，“还真的有点奇怪，我们这地方没有打光棍的。”

　　为什么不搬出去或者去养老院呢？他说，愿意搬出去，但是没名额；不过，不愿意去养老院。据了解，不是名额问题，而是没有针对一个人的搬迁政策，因为20平方米的户型也不好设计。

　　有人解释，张绍辉每月享受基本保障金875元，外加老年人补贴98元，加起来近千元。可是，如果去了养老院，每个月的补贴就要由养老院统筹使用，个人就没有支配权利了。

　　不过，张绍辉初步答应一个折中的搬迁办法，政府在公路边废弃的养鸡场收拾两间房给他住。这个最后的留守者也终将和滋养一生的鱼跳村道别。

　　安置点的新生活

　　55岁的张仕勇一家七口搬到了乡政府的安置点。以前，他和儿子讨论过房子的问题。如果在老家盖砖房，光是运费就不得了，材料费要翻一倍。商量的结果，还是要在外面买房。

　　幸福来得很突然。他们没想到，受惠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分到同一单元两套门对门的小户型安置房。“最大最好的愿望，就是方便孙孙读书。还是非常感恩。”

　　广东籍的儿媳嫌太远太穷在搬家前夕离婚，儿子一人在外做理发师，每月收入4500元左右。全家有5口人被列为低保对象，每个月低保金总共800多元，全家老小一个月开支大概1600元。

　　他说，刚搬来时也不习惯，没工作，没土地。“走哪里都是为生活，土地让人安心。”主要靠打零工赚点收入，有零工做就勉强维持生活，没有零工的话就要吃老本。

　　鱼跳村民从不通路的山谷搬到山上的街市，从空间来说实现了鱼跃，从居住的质量来说也实现了鱼跃。田坎彝族乡的安置房非常扎眼，两排四层的步梯房，顺着坡道错落有致地分布着，风格统一，布局整齐，327个搬迁移民居住在这里。

　　安置房的一楼是商铺，每家都有平均十平方米左右的商铺。矛盾在于，这个乡人口太少，街道太小，市场空间非常有限，商铺什么时候能发挥商业作用还是未知数。

　　田坎全乡有2000多人搬迁到毕节市区，现有人口168101人。街道只有一条，沿着乡政府门口公路两侧大约分布着20多家商铺。

　　乡长赵耀解释，发展需要一个过程。2012年，田坎才开集市，过去要到临近的龙场营镇去赶集。鱼跳村适合种柑橘，因不通路，没人愿意去种。目前，政府正积极申报将鱼跳村纳入国家储备林，如成功，可以为村民增加一点补贴性收入。

　　除政府扶助之外，市场经济的曙光也在慢慢降临这个远离繁华的地方。去年7月，从江苏返乡的熊平在安置区开了一家做民族服装的扶贫车间，能提供十多个就业岗位。她并不担心订单，主要是出口，“内单不敢接，要得急。”今年，受疫情影响，工厂迟迟没有复工，接了一个做西装夹克的内单，转给了六盘水的一家扶贫车间。

　　为什么不敢接内单？熊平解释，田坎安置点的工人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手脚慢。但是，六盘水的合作伙伴同样是扶贫车间，却以年轻人居多。她现在最大的愿望，也是不确定的愿望，“看疫情过后，外单是不是会恢复。”

　　生活的疑虑，也埋在新移民内心深处。如果把鱼跳村的村民比喻成鱼，那么，新的生活究竟是顺流而下那样轻松还是逆流而上那样充满挑战？张仕勇迟疑地回答说，“还是往上跳。你跳，还要跳得好，不能乱跳。” 他也明白，“适应有一个过程，两年多了，基本稳定。”

鱼跳村整组易地搬迁，大多数人在田坎彝族乡安置点安居下来。

　　采访手记：帮助移民度过生活哺乳期

　　毫无疑问，鱼跳村易地搬迁后的移民生活，实现了一次堪比鲤鱼跳龙门的大跨越。对这一点，村民们也深怀感恩之心。

　　但是，适应新生活也非常不容易，村民体现出一种依依不舍的断乳心态。

　　移民内心深处还是缺乏安全感，他们总觉得周而复始的农耕生活是最可靠的。特别是今年疫情对外出务工带来的影响，令年纪大的老农民更加犹疑不定。基层干部要注意引导移民增强战胜疫情恢复发展的信心。

　　旧的房屋拆除后，生活方面“两头住”的现象得到遏制。但是，生产方面“两头跑”的现象还难以消除，估计短期内不会消失。基层要想办法创造就业，在移民从农村转向城镇的适应过程中还要适当哺乳。

　　搬出来容易，稳得住才是本事。只有解决了生产发展的信心问题，才能实现稳得住的短期目标，才能实现逐步致富的长期目标。

文图/视频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肖郎平 谢巍娥 周自立

责任编辑/胥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