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2月20日，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27°黔地标读书会年终盘点特别策划——“70年家与国（下篇）·家乡的巨变”主题分享会，在贵州日报报刊社12楼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文旅体品牌国际传播中心举办，来自全省各地各行业11位嘉宾，就“70年家与国·家乡的巨变”这个主题展开话题，现场讲述家乡的变化，分享那一份份获得感幸福感。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文化建设成就明显，旅游业逐渐发展为支柱型产业……70年来，贵州沧桑巨变，每一个亲历者对这些变化都有着深切感受。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贵州解放70周年，为了反映70年来的辉煌成就，回顾70年的奋斗历程，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岁末年终，27°黔地标读书会特别策划本次“70年家与国·家乡的巨变”主题分享会。

　　分享会邀请1949、1959、1969、1979、1989、1999、2009年出生的贵州人、贵州异乡人和异乡贵州人，通过现场分享与电话连线的形式，点击“红色文化”“乡村旅游”“非遗传承”“特色小城镇”“交通出行”“农产品出山”“移民搬迁”“茶产业发展”“基础教育”“住房改善”“贵州影视现象”“多彩贵州新形象”等关键词，分享贵州日新月异的变化。

　　11位现场嘉宾，2位场外电话连线嘉宾，每个“9”，都代表着一个年代，而每个年代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他们用自己的亲历，讲述曾经的耳闻和目睹，一个个故事，折射家乡贵州的进步。而这个进步，正是中国走向繁荣、走向富强的一朵朵浪花。

　　“70年家与国·家乡的巨变”主题分享会由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文旅新闻部、《27°黔地标》文化周刊、天眼新闻APP文化频道主办，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文旅体品牌国际传播中心协办。分享会特邀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主任记者、贵州日报区域新闻编辑部副主任李玲担任主持。

　　李玲：欢迎大家参加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27°黔地标读书会。今天读书会的主题是“70年家与国·家乡的巨变”，围绕这个主题，我们邀请了11位嘉宾到现场聊聊他们的故事。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到场的分享嘉宾——

　　热心公益事业、热爱舞蹈的“老贵阳”肖际芬；

　　贵州省民委原副主任、巡视员徐飞；

　　贵州沃丰茶业有限公司高级顾问黄正义；

　　贵州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李俊；

　　贵州文化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二级演员童岚；

　　贵州溪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博翔；

　　凯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郑首艳；

　　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学生范苑；

　　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在读学生赵娜；

　　贵阳市花溪区华阳小学四年级学生高若嘉；

　　贵阳市南明区甲秀三校区四年级学生刘茜茜。

　　李玲：下面，我们逐一走进嘉宾的故事，听听他们眼中家乡的巨变。

　　有请肖际芬阿姨。

　　肖际芬：让晚霞更靓丽 让夕阳更美好

　　肖际芬（1949年生，退休前从事私营企业、教师、工人等工作）

　　70年发展变化，我们的生活水平极大改善，全面小康指日可待。我已年过古稀，能生活在这美好的环境中，能生活在这美好的时代，是一种福份。

　　我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什么大本事，但只要把自己身边的小事做好，就算是一种贡献了。

　　在我们“菊林书院”饶昌东院长和诗友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我组建了一支舞蹈队，让队员们在健康和快乐中去宣传正能量，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曾经去养老院慰问过老人，去村寨关心留守儿童，参加志愿者义务劳动，送文化到农村和社区，送欢乐到每个需要歌舞的地方。

　　我们的舞蹈队还多次到省外演出交流，都获得很大成功。在央视星光大道舞台和香港“夕阳红国际文艺交流活动”中，都有很好的表现，曾多次获奖。这不仅为我们“菊林书院”增光添彩，也感染了更多的人。

　　我们这个队的队员，全都是70岁上下的人，由于他们坚持锻炼，一个二个精神愉快、心情舒畅，他们愈跳愈健康，愈跳愈年轻，愈跳愈快乐。

　　做好事，做善事，这是我个人的信念。青岩镇原来有个孤寡老人，叫张盛华，他无儿无女，晚年生活凄凉，我见他很可怜，经常去关心他，帮助他，让他得到一点点安慰。他去世后，我每年都给他扫墓。做这些事情，是出自对老年人的尊重，做了，心里舒坦，心情愉快。当然，和那些英雄们比起来，这只是区区小事而已。

　　时代在变化、在发展，我要跟着祖国前进的步伐，与时俱进，发挥自己的余热，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多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让晚霞更靓丽，让夕阳美好。

　　李玲：“最美不过夕阳红。”通过肖阿姨的故事，我们能够感受到国家的发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而肖阿姨她们热心公益，积极向上，是一群正能量满满的“夕阳红”。

　　下面，有请徐飞先生。

　　徐飞：特色小城镇和农产品出山

　　徐飞（1959年生，贵州省民委原副主任、巡视员）

　　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是特色小城镇。

　　中国古时候就有很多著名的城镇，但大多是军事城堡。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因为不提倡商品经济，导致小城镇“小、脏、乱、差”，小城镇仅仅是商品交换的一个补充场所。我记得小时候一到赶集的日子就去赶集，到县城，到乡镇，把东西卖出去，换了钱后，再买其他东西比如盐巴之类的回家。

　　新世纪以来，我们的城镇发展是飞速的。我自己在道真工作过，道真这个县城小到什么程度？据说有人打算盘，全城都听得到。你看，这个县城多么的小。

　　为了推动城镇发展，中央和省里采取了很多措施。我在省民政厅工作的时候，国家提出“特色小城镇”这个概念。特色小城镇不是一般的小城镇，它是非农产业集聚、非农人口聚集、具有民族风情的特色乡镇。黔西南的者相镇、贵阳市的青岩镇等等，它们不仅有本地特色，而且功能完善，成为旅游胜地。

　　我想分享的第二个话题是农产品。

　　贵州的农产品很好，这些农产品有机、环保、绿色，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以前是什么状况？我在道真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凌晨4点，有个乡镇失火，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就赶紧去火灾现场。在路上，我看到老百姓都挑着担子，赶几十里山路把自己的东西拿到县城卖，可见，当时农产品出山，多么的困难。

　　1985年我还在高校教师，带学生到紫云调研，发现当地的李子全部烂掉了，没人要，后来农民把李树砍了，为什么？李子卖不出来啊。而今天你看，镇宁县六马乡镇的蜂糖李，几十块钱一斤还买不到。这说明，交通解决了，农产品出山就没问题了。

　　以前养一头猪，要是把猪运到县城卖的话，这头猪能卖100块钱，那么就有30块钱是挑夫的。现在贵州交通很方便了，县县通了高速公路，乡镇都是柏油路了，村、组也都是硬化路。这个时候，电商就进来了，贵州的酸菜、腊肉等，可以通过电商卖到很远的地方。

　　现在我们贵州，农产品大量卖出去。但我们的农特产品还有一些弱点，一个是没有品牌化不够，再一个是规模太小。现在省政府正在推动“黔系列”产品，目的是做大做强，做出影响力。

　　李玲：感谢徐主任的分享。通过徐主任的描述，我对散落在贵州大山间星星点点的城镇充满了向往，更对大山中的珍品垂涎欲滴，真想马上飞奔而去。相信不管是我还是外面的客人，更加会对神秘、迷人的贵州充满好奇。

　　下面有请黄正义先生。

　　黄正义：茶乡巨变带来新生活

　　黄正义（1959年出生，毕业于贵州农学院，曾任湄潭县副县长）

　　要谈家乡的巨变，这个题目太大，内容太多，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出生在中国名茶之乡的湄潭，我就谈一谈湄潭茶产业发展的巨大变化吧。

　　我是湄潭人，1980年8月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家乡湄潭工作，可以说，我是家乡茶产业发展的建设者和见证者之一。1998年我当选副县长就分管农业，从此与茶结缘。1999年，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给湄潭茶产业带来了发展的春天，到今年也刚好是20年。

　　湄潭的茶业的巨变，第一个是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的变化。1949年湄潭有规模茶园仅550亩，总产量770余吨。而今，湄潭茶园面积达60万亩，产量达72500吨，产值52.66亿，综合收入139.45亿元，规模种植面积是1949年的1090倍，产量是1949年的9400倍，产值也应该是1000倍以上的巨增。

　　第二个最大的变化是从自采自用到支柱产业的变化。1949年湄潭全县30651户，户均用茶3.49斤，茶馆152家，外销商贩15人。2019年全县生产加工营销企业及大户达598家，年产值500万元的企业397家，国家龙头企业4家，省级龙头企业23家，市级龙头企业24家，年加工能力达8万吨以上，涉及茶农35.1万人。

　　第三个是从原始产品毛茶到米兰世博会。1949年前湄潭的茶产业，虽然有浙江大学、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在这里做了部分产品的研发，但主要还是以卷曲型的毛茶为主。2019年，湄潭茶叶的各类产品达15类以上，有绿茶、红茶、白茶、黑茶及茶籽油、茶多酚、茶树花、茶面膜、茶糕点等可喝、可品、可观、可享的系列产品。全县拥有注册商700余个，湄潭翠芽获国内外金奖88次，“遵义红”获国内外金奖30余次，湄潭翠芽、“遵义红”在2015年获米兰世博会金奖。

　　第四个是从“产业兴农民富”到“产业强奔小康”的变化。湄潭县50万人口，涉茶农民35万人，全县人均1.2亩茶园。茶区人均1.7亩茶园，涉茶农户户均6.8亩，茶农的茶叶人均收入6000元以上，每户茶农年收入4万元以上。

　　第五个是“最美”的具体体现。在湄潭，茶园就是公园。在那里，山美，水美，人美，生活更美。

　　湄潭茶区的房屋依山而建，后有茶园，前是花园，95%的茶农住上黔北居民小洋房。在县城周边镇村的茶农还是两栖居民，在农村有一栋黔北民居，在县城有一套商品房，方便孩子在县城读书。

　　湄潭茶区的道路，镇镇通二级路，村村通油路，茶区的老百姓，户户都有通车路；湄潭茶区的老百姓幸福指数最高：家用电器城里人有的茶农家里都有；50%的茶农有小车；40%的茶农有三轮车、摩托车等代步交通工具；村村寨寨都有文化广场，傍晚大伙儿跳坝坝舞；3岁的小朋友都能上幼儿园……

　　欢迎大家到湄潭看一看，走一走，感受一下，你会由衷地发出点赞的。我在湄潭等你！

　　李玲：风过湄潭带茶香，湄潭因茶而美，也因茶而富，相信随着茶产业的不断壮大，会有更多贵州人依托茶产业富起来。

　　下面有请李俊教授的分享。

　　李俊：贵州影视现象彰显的文化自信

　　李俊（1969年生，贵州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贵州省本土生产的电影、电视走过了一条非常曲折艰难同时又很辉煌的道路。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贵州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可以这么讲，从1949年到1999年国庆，这50年我们贵州没有一部是自己拥有版权的电影，就算有署上“贵州”的名字，顶多也只是或者编剧是贵州人，或者演员是贵州人等，因为没有电影制片厂，就没有出品权。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家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电影电视生产实行“制播分离”，就是说你的生产创作和播放可以分开，言外之意，就是说谁都可以来拍电影、电视剧。这下给了我们这些没有电影制片厂的省份大好机会。

　　2000年，贵州省和天津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扬起你的笑脸》，这是贵州第一部有版权的电影。从此，贵州省开始有很多民营企业、电影电视公司来拍片了。从2000年到现在，近20年，我们一共拍了60多部电影。尽管如此，在全国，贵州还是比较落后的，因为我们的基础差了。

　　可喜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拍摄的电视剧。贵州虽然是一个欠发达的省份，但我们的电视剧在全国一点都不差，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的，许多作品在全国都是拿得出手的。

　　先说红色题材的电视剧。为什么贵州能拍出这么多优秀的电视剧？

　　那是因为我们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从1930年到1936年，整整6年时间，有6支红军队伍在贵州活动，其中包括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这两大主力。

　　贵州有88个县，其中68个县有红军活动的足迹。红军在贵州活动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大、地域最广，而且贵州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成为中国红色革命的中心舞台，比如遵义会议。正因为如此，贵州省和江西省、湖南省、四川省，被并列为中国的“四大红军省”。

　　1980年，我们拍了单本剧《在山岗，在密林……》，讲的是红军长征的故事，在央视首播。那是贵州的“红剧”第一次在全国亮相。同年，贵州省与央视拍摄了9集电视剧《敌营十八年》，那是中国首部长篇电视剧，编剧就是贵州的唐佩琳。

　　上世纪80年代，贵州成立了电视剧制作中心。这个中心，20年拍了300多部电视剧，有1000多集，很多电视剧在全国都很出名。比如14集电视剧《黄齐生与王若飞》，它就拿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996年，贵州又拍了8集电视剧《遵义会议》。1999年，贵州连续推出两部红剧，一个是《杨虎城的最后岁月》，因为我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所以我印象很深刻；以及《邓小平在1950》。除此之外，还有《周恩来在贵阳》等知名人物的电视剧也很受关注。

　　2000年前后，贵州拍摄的红色题材电视剧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比如说2005年至2006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们拍了20集电视剧《雄关漫道》，这也是贵州的红军题材剧再次精彩亮相。还有《二十四道拐》等，都登上央视大舞台。

　　今年年初的开年大戏，贵州拍的《星火云雾街》在央视8套晚上黄金时间播出，下半年38集连续剧《伟大的转折》，这两个都是地地道道的“贵州土特产”。

　　《伟大的转折》是我们贵州投资拍摄的，拥有完全的版权，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看过，它在央视黄金时间段首播之后，又在江苏卫视、重庆卫视、安徽卫视、贵州卫视4家省级卫视进行第2轮播出，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宣部文艺局与贵州省委宣传部还在北京还专门召开了研讨会。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省也出产了很多红色题材的电影，如《遵义会议》《勃沙特的长征》《极度危机》等。

　　目前，我们电影家协会正在筹备两部电影，准备明年春天开机。一部叫《红军菩萨》；还有一部是邓恩铭的故事，我们也准备用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为建党100周年献礼。

　　李玲：通过李教授的分享，我想到了最近看到的一则消息，这个消息说，贵州被列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省份，这将对我们保护和传承红色文化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期待看到更多的红色题材影视作品和红色文化研究成果。

　　下面有请童岚女士分享她的故事。

　　童岚：我的三个梦想

　　童岚（1979年出生，贵州文化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二级演员）

　　出生于1979年9月29日的我，对国庆节有着很特别的感情，因为每到过生日的时候，总能遇上国庆假期。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也进入了不惑之年。在我出生至今的这40年间，除了和大家一样，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而欣喜外，我还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小感受，现在分享给大家。

　　这要从我小时候的两个人生梦想说起。

　　我父亲是上海人，千里迢迢来贵州黄平飞云洞附近的村子当知青。在那里，他认识了我的母亲，一个美丽的农村姑娘。后来，他们的爱情开花结果，有了我。

　　我的第一个梦想，是有关贫困的。

　　我的外公外婆是农村人，他们一年到头没有任何的收入，自己种地种菜，看天吃饭，碰到干旱和虫害，还得走上3个小时10公里的山路，到县城来找我的父母取粮票换粮食度日。外婆外公居住在一间歪歪斜斜、由木板和泥巴混合制作的房子里，四处透风，猪圈就在厨房旁边，蚊虫臭气四季常伴，生活环境非常的糟糕。我的梦想，就是长大后给外公外婆一个更好的家，有明亮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天天有肉吃。

　　我的第二个梦想，是有关富裕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黄平与贫穷亲密接触的我，每年春节，都要与父母一起搭客车、乘火车去上海“回家过年”。

　　上世纪80年代的黄平县，虽然离贵阳仅有200公里，但乘坐客车需要整一天时间。到今天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有无数次下车在冰天雪地里步行的经历。山路太险，为了不发生危险，客车司机把一车的乘客都叫下车，他在大家的注目和祝福下，驶过一个个狭窄的弯道。

　　春运期间的火车卧铺票是很奢侈的。一家3口在火车站候车厅的人潮中挤出一个空间，喝着白水嚼着馒头，然后父亲去排队买票。上火车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人太多了，很多次我都是被大人从窗口递上车里的，而座位旁边的地上早已坐满了人，根本就无法移动双脚。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们在春运中颠簸着奔向大上海。

　　南京路、外滩、和平饭店、邮电大厦以及冲水马桶，从黄平到上海，两个不同世界的景象，冲击着我幼小的心灵，当城里人，就是我小时候的另一个人生梦想。

　　转眼间，贵州的交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黄平到贵阳，从12小时、8小时，缩短到4小时、2小时，据说明年随着高速公路的开通，有望1小时就可到达。如今，高铁纵横交错，买不到票回家过年的景象，已成为历史。

　　曾经在上海亲戚眼中是边远少数民族山区的贵阳，现已成为全国的旅游胜地。这几年，我家上海的亲戚先后来贵阳旅游，看到我们家住着宽敞的房子，享受着冬暖夏凉的气候，沉浸在山清水秀的公园城市，吃着有机的蔬菜和土鸡，他们羡慕不已。

　　我的外公外婆家，已被征用修建成了凯里黄平机场。村里用拆迁款修建了宽敞的乡村别墅，院子里种上了桂树和各种花草，猪圈不需要了，因为村里的菜场随时可以买到猪肉。舅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除了承包一片山种太子参和果树、养土鸡。他们所在的东坡乡入选贵州省第五批传统村落名录，他还准备发展乡村民宿项目呢。

　　如今，上海的亲戚羡慕我家，我却更羡慕我农村的舅舅家。

　　我小时候在黄平屡见不鲜的民族文化，现在也成为多彩贵州的瑰宝，被文化工作者深度挖掘，将其独特、珍贵的价值，向世界尽情展示。

　　2017年，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延伸板块“上海国际艺术节贵州文化周”在上海举行，我有幸参与并负责宣传工作。侗族大歌、苗族飞歌、彝族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贵州文化演艺集团出品的歌舞晚会《多彩和鸣》走向上海市民，走进国际视野，洗亮了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艺术家们的眼睛，他们说：“贵州多彩的民族文化，就像是养在深闺的美女，慢慢地撩起神秘面纱，向我们款款走来！”

　　文化自信，激发了我省文艺工作者的文化自觉。除了民族文化，这两年我们还积极挖掘了贵州丰厚的红色文化、阳明文化，创作了话剧《此心光明》《信仰》，脱贫攻坚主战场还涌现了很多人物，我们据此创作了现实题材花灯戏《云上红梅》《一路芬芳》、话剧《出山！》、音乐剧《吉它·吉他》。

　　特别让我们自豪的是，发源于西方的音乐剧，如今也被我们洋为中用，《吉它·吉他》这个以正安吉他兄弟为原型而创作的音乐剧，为舞台艺术与80后、90后搭建了一座桥梁，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感受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同时，贵州故事、国际表达，成为贵州文化走向国际的一条通道。

　　前面两个梦想已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参与和见证到更多凝聚贵州精神、凸显贵州特色的优秀作品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李玲：上海贵州一线牵，来来往往的路变得越来越畅达，贵州人也变得越来越自信。我们还有小傲娇，那就是我们的空气、环境、气候、优质农产品等。

　　下面，有请龚博翔先生聊一聊他的故事。

　　龚博翔：大数据给贵州贴上世界级标签

　　龚博翔（1989年生，贵州溪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贵州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3年我到贵州来读研究生，我刚才查了一下，才知道2013年是我们贵州大数据的元年。

　　我来贵州的时候，家人很不理解，他们很疑惑我在贵州读书要怎么读，来了贵州后还能回去吗？我的专业是电子通信，研究生读的也是电子通信。对我来说，电子通信类的专业在贵州读完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读完后回老家合肥或是去上海、北京，有没有企业收留我，都是未知，所以父母和亲戚都很担忧。

　　怀着这样的心情，2013年我来到了贵州。比较机缘巧合的是，我在读贵州大学的这个学院，很快就改名为贵州大学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所以我们成为贵州大学全国第一个大数据学院的研究生。

　　当时大家都很不理解，而且那时没有动车，从合肥到贵阳坐火车得27个小时，很不方便，这是2013年的情况。

　　12月10日，我回老家去了一次。返回贵州去机场的路上，我和出租车司机聊天，他问我去哪儿，我说贵州。

　　他说，听说贵州的大数据发展得很好。我很惊讶，一个在千里之外的出租车司机居然在广播和电视上了解到贵州的大数据发展情况，这给很大的震动。

　　我的切身感受是，大数据给贵州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对贵州的标签有了更新，大数据和贵州结合在一起，成为贵州的一个标签，而这可能是贵州在近期作为全球或世界第一的一个标签。

　　在创业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情让我们很有感触——

　　当时我们创业，学校给了一个办公室，学校还说研究生创业会有相应的扶持资金，你可以申请一个课题，把课题做完，给你做一个项目。

　　我印象深刻的是，2014年我们共获得了5万元的资金扶持。当时我们拿着这5万元把整个2014年坚持下来了，我们做了一个在微信公众号上面的数据分析和二次开发。假如往前推一点在2013年，很多人还不知道公众号，就像不知道大数据一样。微信公众号可能是从2015年以后各个媒体各个单位才开始慢慢使用的。但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公众号上面进行数据抓取以及分析，还做了一个著作权。

　　再一个，就是在创业过程中，我们每年都会尝试，也做出了一些失败的事情。但贵州的环境很好，政府会有很多引导的政策，所以给我最切身感受的是，贵州发展大数据，使得贵阳这座城市显得更加包容，尤其对人才的包容。

　　贵州就是我们所说的数据创业的洼地，它可以把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各地的人才吸引到这个地方，它给你这个舞台和平台。

　　贵州有一个安徽商会，这个商会是全球唯一一个用大数据服务的商会。

　　全球互联网公司，位于前十的在中国有8家落定，而7家就落在贵阳，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对贵阳的认可，已经在国际层面了。

　　大数据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更高效、更公开。经过2013年到2019年6年的发展，知名度、人才引进、制度建设、技术条件日趋完善，如今的贵阳，已形成一个自洽的大数据生态环境。

　　李玲：通过“贵漂”龚博翔，我们看到更硬核的贵州。随着贵州大数据的发展，越来越硬核的贵州会展现在世界面前。

　　下面有请郑首艳分享她的非遗故事。

　　郑首艳：非遗与旅游结合，让贵州文化走得更远

　　郑首艳（1989年生，就职于凯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要承担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外出学习培训、传承人业务考核等工作）

　　初心如磐，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很荣幸有机会参加此次读书分享会。

　　我的老家在都匀，201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考入凯里市非遗中心。我今天主要分享凯里市非遗传承人的故事。

　　凯里市现在有国家、省、州、市四级非遗传承人272名，其中国家级1名、省级5名、州级18名、市级248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群捆绑项目52项；有省、州、市三级非遗示范基地（传习所）共计65所。

　　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苗族芦笙制作技艺项目传承人潘柔达的拜师学艺。

　　潘柔达老人家住凯里市舟溪镇新光村。和他交谈，他多次向我讲述年轻时如何拜师学艺的经历。“那个时候没有好多钱，我的老师说，你想跟我学习制作芦笙，你明天就去山上砍一扛柴来就行了。”第二天，潘柔达果真这样做了。这是潘柔达走上芦笙制作之路的开始。再后来，他制作芦笙的手艺慢慢传开，他制作的芦笙，有的甚至卖到了国外。

　　还有一个故事，是州级传承人杨正英带动全村增收致富的故事。

　　杨正英是革家蜡染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家住凯里市龙场镇麻塘革家寨。今年7月，“非遗与旅游融合推动麻塘精准扶贫”，成功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中国2019非遗与旅游融合优秀十大案例，龙场镇麻塘走出了一条“非遗+旅游”的乡村振兴之路。而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杨正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她把她的手艺传给其他农户，目的是让大家都有得收入。游客来到龙场镇麻塘寨，很看好革家蜡染，买了不少。这个事例说明，要保护好非遗，就要把非遗和旅游结合起来，这样既能让非遗得到有效的传承，又能让老百姓有钱赚，一举两得。

　　李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自信的贵州，已经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下面有请贵州财经大学学生范苑说一说她的故事。

　　范苑：花溪越来越漂亮了

　　范苑（1999年生，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学生）

　　我想先说一说交通方面的变化。

　　在我读初二的时候，家里才买了第一辆小车。在那之前，我都是坐公交车去上学，记得那时坐的是中巴。遇上周末，坐车的人会特别多，小小的一辆中巴塞满了人，有时车门关不上，司机会大声喊：“再往里面挤一挤啊！”其实这样存在挺大的安全隐患的。

　　如今，花溪的交通发展得很好，中巴不见了，大多都是宽敞明亮的大巴，还带有空调。公交车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人们的出行也更加便利。

　　目前花溪正在修建地铁3号线，以后要去其他市区，就更方便了。

　　再说一说生活消费方面的变化。

　　在我就读的中学旁边有一条小街道，叫徐家冲。这里每到固定的一天，就会有许多人运来农副产品售卖，这些农副产品，其中有很多都是手工的东西，比如编织的竹篓、小背篼等，还有家里喂养的土鸡之类，人们把这个贸易活动叫“赶场”。慢慢地，这种集市消失了，大家购买各种生活用品，更倾向于去超市。

　　近几年来，花溪也在不断地修建各种购物商场。我清楚地记得花溪的第一个商场——万宜广场，它就在我的高中母校清华中学旁边，高中三年，我看着那里从一片废旧的停车场变成一个热闹繁华的贸易场所。

　　再以前，人们如果想要买某个品牌的东西，只有坐上一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到贵阳市区才能买到，但现在不需要那么麻烦了。近两年来，花溪新建了三四个这样的购物商场，人们购物有了更多的选择。

　　最后说说旅游方面的变化。

　　在以前我总觉得花溪太偏僻了，什么都很落后。而现在我没了这种想法，因为花溪不仅在不断发展，在生态坏境方面也保护得很好。许多人经常来花溪游玩，呼吸新鲜空气，放松自己。比如可以去青岩古镇逛逛，也可以去天河潭风景区观赏音乐喷泉，来花溪旅游，可选择的游玩项目还是挺多的。

　　有着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镇，吸引了大批游客，卤猪脚、米豆腐、糕粑稀饭、玫瑰糖等特色食物，让人流连忘返。有时候周末爸爸会开车带着我们一家人去青岩游玩，虽然都去过很多次了，但是每次去还是会逛上很久。

　　花溪在2018年10月入选“2018年度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2019年9月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2019年10月入选2019年度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区。花溪，从一个相对偏僻落后的地区，逐渐发展壮大，我相信未来它会越来越好。

　　李玲：范苑经历了花溪发展最快的20年，越来越美的花溪，也像青春的范苑一样，焕发出迷人的魅力。

　　下面有请赫章姑娘赵娜，让我们听听她的故事。

　　赵娜：赫章新农村的富、学、乐、美

　　赵娜（1999年生，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在读学生）

　　我的家乡赫章县居住着汉族、彝族、苗族等18个民族，总人口85.91万。从记事到现在，赫章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比如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而且这些变化都是我们可以亲身感受到的。

　　在一系列的变化中，感触最深的首先还是交通方面。

　　之所以对这方面的感触深，主要是源于我家和外婆家的距离。我家位于赫章县城关镇卸旗村，而我外婆家住在赫章县达依乡营庄村，其实两地相隔，也就10多公里的路程。但在我小时候，这10多公里的路程是很遥远的，因为那时交通不方便，从我家到外婆家的路，是一条很窄的而且损坏了的路。现在从外婆家到坐车的地方，大概要走15分钟，但过去走路，时间就很长了，因为那些路总是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走着走着，就和外婆的距离拉远了。

　　后来国家注重农村的发展，外婆家那边的路也变好了，虽然还是两车道的路，但那是一条崭新的路，还不用担心山体滑坡。“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现在，赫章还通了高速公路呢，那里就有亚洲第一高墩大桥。

　　其次感触较深的就是教育了。出生于1999年的我是幸运的，因为从上学前班开始，我就一直见证着家乡教育的新变化。父辈由于家庭、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小的时候很难有机会接受到好的教育，甚至不能接受教育，我的母亲就属于这一类人。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村里开始扫盲。记得那时有一位老师来到我家，让我母亲去上学。母亲不愿意去，觉得是浪费时间，而且自己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根本没必要学习，后面还是在老师的反复劝说下才去上学。在去上学以前，我母亲一个字都不认识，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写简单的数字，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如今，我和妹妹都在外面读大学，母亲手机里存的名字就是“老大”和“老二”，还有舅舅的名字她也会写。

　　家乡教育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母亲身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过去，农村贫穷，教育不普及，大家受教育机会很少，大多数孩子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当家，他们或是辍学打工，或是在家干农活，高中生屈指可数。记得小学时候，一开始我们班有六十多个同学，后面到毕业的时候就只有二三十个了。而如今，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家乡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了，农村小学还提供免费午餐。

　　还有针对大学生教育的。家乡的贫困大学生也不用烦恼没钱读大学，因为一旦你考上了大学，村里面、乡里面都会有相应的助学基金，“泛海助学行动”就是其中的一个渠道。从2016年到2020年，这个行动捐资2.5亿元，资助贵州省5万名贫困大学新生。对于赫章来说，这一爱心助学行动就像及时雨一样，圆了无数学子的求学之梦。

　　不仅仅是交通、教育，还有住房、医疗卫生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的赫章农村，也是一个“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的美丽乡村了。

　　李玲：“纳威赫，去不得。”这是原先人们对于威宁、纳雍、赫章的交通条件的惯性认知，看看现在，原来遥远偏僻的赫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被赵娜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相信她会带着这份家乡的自信，走好今后的人生路。

　　下面有请高若嘉和刘茜茜两位小朋友。

　　高若嘉：我爱我的家乡，相信家乡会越来越好

　　高若嘉（2009年生，贵阳市花溪区华阳小学四年级学生）

　　我家居住在小河珠江路，听妈妈说，以前的珠江路可没有现在这么繁华，珠江路一片都是厂区，路上没有路灯，到了晚上漆黑一片，走路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生怕一不留神摔跤，而且马路两边全是垃圾，很脏。妈妈还说，以前到了周末，会有一种叫“赶场”的集市，附近的农民会挑来自己种的菜、手工编制的竹篓、自家养的鸡下的蛋，卖给有需要的人。

　　时间到了2019年，转眼 间，垃圾堆变成了高楼大厦，繁华的街市，商品琳琅满目。购物广场的出现，让人们不仅可以购物，还可以吃东西、看电影，我们小朋友还有游乐场可以玩，以前荒无人烟的地方现在是一幅水泄不通的景象。地铁站的开通，更让我们居住在这里的人享受到了交通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这些变化，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我爱我的家乡，我相信我的家乡会越来越好。

　　刘茜茜：车可以开到老祖祖家门口了

　　刘茜茜（2009年生，贵阳市南明区甲秀三校区四年级学生）

　　从我记事开始，妈妈常常带我去老家看望老祖祖。那时候的路是泥巴路，一下雨沾得满脚是泥，平跟鞋就会变成“高跟鞋”。如果不下雨，就是满天的灰。我很不喜欢这条路，路边的房子都是旧旧的破瓦房，老祖祖家做饭用的还是烧柴火的土灶头，会冒出很多熏人的烟。

　　现在，那条我不喜欢的泥巴路变成了柏油马路，车可以开到老祖祖家门口了。路边的破瓦房摇身一变成了三层小洋楼。老家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花画小镇，每年有不少游客来这里旅游。借此机会，我向大家发出邀请，欢迎大家来花画小镇赏花、游玩。

　　李玲：国家的发展，具体到每个嘉宾身上，都有很好的体现。透过他们的故事，我更加坚信，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置身于时代发展的大江大海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发展得更好。祝福我们的国家和大家的“小家”越来越好。

　　今天的分享会到此结束。谢谢！

　　“70年家与国·家乡的巨变”分享会是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27°黔地标读书会2019年度第13场活动。

　　作为《27°黔地标》文化周刊旗下最为成功的子品牌项目之一——27°黔地标读书会，是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文旅新闻部（原《贵州日报》文艺部）、《27°黔地标》文化周刊创办的一个公益文化交流分享平台，于2016年世界读书日揭牌成立。

　　2019年以来，陆续开展了“家族记忆与家风传承”“我与我的读书会”“聊聊童书那些事儿”“打开贵州这本书”“贵州茶的前世今生”“中秋话思亲·远去的家书”“龚琳娜艺术现象”“我的祖国——献礼新中国70周年征文朗诵会”等13场分享会。

　　这一年，读书会还同步启动了两个系列：“我们的先贤”与“进高校”。

　　“我们的先贤”系列启动于8月19日，重点关注的是那些在各领域独占鳌头、享誉四方的贵州先贤。首场聚焦晚清名臣丁宝桢；第二场为迎国庆专题，缅怀的是革命先烈邓恩铭。第三场是为中国记者节而特别策划，回忆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人谢六逸。

　　“进高校”系列启动于9月11日。迄今读书会已先后走进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警察学院、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阳护理职业学院等5所高校。

　　13场分享会，主题多彩，话题缤纷，访谈轻松活泼，互动智慧交织，一幅幅弥漫着书香情怀、文化情怀的画面不断展现，凸显了党媒着力文化阵地建设的笃定和执念，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凝心聚力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辑录/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陆青剑 赵相康 彭芳蓉 向秋樾

　　视频/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实习生 王涛

　　文字编辑/陆青剑

　　视觉实习编辑/杨简

责任编辑/赵飞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