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简介

　　何光渝，文化学者，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先后出版《20世纪贵州小说史》《贵州：衣食住行的变迁》《原初智慧的年轮：西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与神话的文化阐释》《铁血破晓：辛亥革命在贵州》《贵州社会六百年》《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贵州卷》《如在天尽头》《山高人为峰》《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贵州人文精神读本》《往事犹可追》等20余部著作。贵州文化是其大多数著作中的主题。

　　1980年初，我从《贵州日报》记者部调到了政文部文艺组。我的家从龙洞堡的红机厂“干打垒”宿舍，搬到了昌碧一亲戚家在东门螺丝山半山腰的临时拆迁过渡房。山脚是贵阳市文工团的驻地，隐隐约约可以听到那里传来的乐声和歌声。我在家的时候，白天总会抱着我不到两岁的宝贝，循着弯弯曲曲的路人踩出来的小路，一面走，一面在女儿的耳朵边喃喃地叨念：“上山山……下山山……上坡坡……下坡坡……”到了文工团的墙外边，再转转，一圈，又一圈……夜晚，宝贝哭闹时，我会抱着她，轻轻摇晃着，唔唔唔地哼着《摇篮曲》：“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那时，心中甜蜜又酸楚：我长年不在家时，那些日日夜夜，妻子、母亲和岳母不就是这样度过的吗？

　　在贵州日报社工作时与老作家蹇先艾在贵阳钢铁厂采访

　　大半年后，我家才又从那山上搬下山，搬到报社在延安西路打铜街口金沙街的老宿舍内。报社的老人称那里为“城隍庙”宿舍，一个住有十几户职工的小院落。

在《山花》编辑部。左起：何锐、叶辛、何士光、黄祖康、罗绍书

　　报社分给我的，就一间房，大约十二三个平方，一门一窗。不开门时，屋里要开电灯；开门时，则路人可以一览无遗。地面则是“原装”的泥土地，潮湿无比，同我以前住的“干打垒”一样，也要在地面撒生石灰以吸潮。现在有了小女儿，我就在赶场天到乡下，买了几十百把斤青冈炭，撒在地面和房间四角。墙是石灰土墙，凹凸不平，用手指一按一个坑，几乎要渗出水来。不到十步远处，就是小院的公共厕所，臭味终日飘过门前……我们一家三代四口人，就此蜗居，一张花布床单当做隔断，晚上睡觉时一分为二，白天开门时合二为一，却也其乐融融。早上，我会带着两岁的女儿，到街对面路口的一家路边汤圆摊去吃汤圆。那一阵，她就爱吃汤圆，或许是因为那首台湾小调流行的缘故，整天“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圆又圆……”晚饭后，妈妈带小女昕儿在邻居佘阿姨家门口看电视，昌碧在家里给小女做针线，我则趴在矮桌上写稿子……

　　与少数民族作家伍略、苏晓星、吴恩泽、艾克拜尔·米吉提、龙岳洲等在一起

　　不久，小院内有人搬走了，余下一间不到10平方的空房没人住。再不久，报社就把那房分给了我。从此，我家就有了两间小屋……后来听报社办公室一位负责人透露：我那间破房子还是陈老总拍了桌子才分给我的，旁人很少见他发那么大的脾气！你才来报社几天呀？他说的陈老总，就是报社的总编辑陈健吾。那时，文艺组隶属于政文部，我去时，有林钟美、张克、彭钟岷、罗马。他们都年长于我，是老师。后来，先后走了彭钟岷和张克，又来了刘仰向、徐菁。他俩及罗马都是1957年“反右”时的受害者，是“拨乱反正”后落实政策先后回到报社的。此间，先后来了又去的有黄维鸣、任远琴、田米亚。人员流动着，男男女女，各有个性：风风火火，温温吞吞，老成持重，年少气盛……却也一心办报，和睦相处。

　　与妻、女、孙

　　我坐在后排办公桌，杂务就理所当然地归我。编稿之余，我就在屋内看看书，较之当记者那两年，感觉轻松了许多，却又恍然若失，觉得自己没有了根，悬浮着，有点“失重”……于是，心里总生出一些想法、题目来，半个心想当个“业余”记者。

　　（摘自何光渝新著《大道长歌：我这四十年》）

　　附：老文艺部编辑记者眼中的何光渝

　　彭晓勇：我在文艺部时期，先后有十几位同事，记忆之中，何光渝老师的表率作用和对我们的帮助提携可谓润物无声。我们写的稿子，交给何老师，他基本不会大动，但会在标题或文内改那么几个字几句话，好多次，看了何老师改的稿子，只能由衷的赞叹改得真到位，他会把文气理顺，文意畅通，更加简洁，更为精当好读。何老师自己非常勤奋，我们在文艺部时，就不时看见他发表报告文学、评论、散文，等等，后来何老师离开报社到省文联工作，著述丰硕，这几年更是佳作迭出，而且涉及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学科门类，他有意构建地方历史文化谱系，尝试着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为贵州的文化历史梳理脉络张扬文脉，在文化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让我感动的是，我女儿出生时临近春节，我请假在家照顾孩子，报社那时年终福利往往会发一些食品，那年发了带鱼和一些别的东西。一个阴雨绵绵的中午，何老师带着他女儿何昕，把分给我的几斤带鱼和其他东西从贵阳送到花溪我的家中，那时从贵阳到花溪十分不便，公交车又挤又慢，顺当也要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能到，何老师只说要过年了送来让你好准备年夜饭，工作上的事不要多想，好好照顾爱人和女儿。几句亲切的话语，几条带鱼，让我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温暖。

　　奚晓阳：何光渝主任给我的印象是谦和认真、满腹诗书、言简意赅。对年轻人的指导不是“诲人不倦”，而是恰到好处的点到为止，我们新创的《七色花》以及原有的《娄山关》因此常有出彩之处。明先贤吕新吾曾说人的资质有三等，一等是深沉厚重；二等是磊落豪雄；三等是聪明才辩。我认为此三等均融入何光渝的为人和学问中，尤以深沉厚重显示其自信从容，以及精神和文化上的坚守。

　　田米亚：文艺部给我改稿子最多的是何光渝老师。他内力深厚，武功高强。我一篇平平淡淡自我感觉都不咋地的文稿，一经他手，或调一下前后段落，或改几个字句，或换一下标题，则效果立显。这才是编辑的真功夫，够得学一辈子。可以说我在文艺部写稿水平不断进步得到提高，是何光渝老师一手教出来的。我后来岗位转变由采编到经营，虽从未脱离媒体，但逐渐远离了新闻采访第一线。从写新闻到写方案，对文字表达的要求不同，但当年打下的写作基础却使我至今受益匪浅。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贵州解放70周年和《贵州日报》创刊70周年。正在进行中的“我和《贵州日报》”大型征文活动，收到了大量来自热心读者和作者的来稿。其中，“《贵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如潮的来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热爱读报和文学写作的投稿人来说，这个群体几乎是他们和报社之间最生动的联系，甚至还是他们走上文学之路的榜样和导师。

　　《贵州日报》文艺部，是今天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文旅新闻部的前身。当年才华横溢又人才辈出的“老文艺部人”，即使离开文艺部，离开了报社，也在省内外各个工作岗位上表现不俗。在《贵州日报》创刊的70年长河里，他们就是独特又耀眼的浪花朵朵。

　　特邀几位《贵州日报》文艺部“前辈”讲述在文艺副刊耕耘的往事，不止是怀旧，更是向《贵州日报》创刊以来的一代又一代媒体人，向《贵州日报》一路走来的光荣和梦想致敬。时代风云变幻，媒体盛衰更替，然而当媒体人曾经经历的真实在岁月的长河中被打捞上岸，仍然弥足珍贵，富有价值。（执笔：舒畅）

　　辑录/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舒畅

　　刊头制作/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吴浩宇

责任编辑 胡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