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岳振

　　当前，贵州新旧动能转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步伐不断加快，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些体制力量在不断完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劲头越来越足，但客观而言，在一些关键环节依然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探索，比如确保地方经济健康发展的营商环境改善、思想解放等领域的机制、制度建设，其实任重道远。

　　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王进对此有许多体会。自2019年2月挂职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以来，王进也参与了一些招商引资活动和扶持部分企业的转型升级，与不少企业家和基层干部有过较为深入的交流，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较为系统的观察与思考。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日前对他进行了专访。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进。

　　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一个好的“江湖”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贵州近些年也十分重视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依规处理、曝光了一批破坏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根据您的观察，好的营商环境的形成，有什么样的路径可循？

　　王进：贵州近年发展迅速，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也成绩斐然，特别是通过大数据构建“一云一网一平台”，更是一个亮点和特色。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批破坏营商环境的事情。两相比较，值得我们反思。

　　行为受观念的影响和左右，所以首要的是要切实转变观念、解放思想，深刻认识市场和企业家的重要性。要对各种市场主体一视同仁，既要重视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也要尊重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其次要努力营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在一个不健全的营商环境下，企业家可能更多地依靠与政府及其官员的个人关系和特殊照顾，但是任何个人的影响和作用都不如良好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企业家自己要转变观念，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及其官员要转变观念，切实将工作的重点转到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的营造上来，最终达到两两“相忘”而又各得其所、自得其乐、悠游自在的境界。

　　就具体层面来说，经济活动有着普遍的规律共性，“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需要学习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做法。国家近年来强调和重视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同时也提供了一些成功的做法，如9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作的通知》，将北京市、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要求推广复制，对此我们要大力落实。各地具体情况参差不齐，我们要反省内顾，检查和清理自己的政策、制度，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大力去除那些有损营商的政策措施，同时要尊重个体性差异，不盲目攀比，根据地方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当前已得到各方认同和重视，请谈谈您对这种关系的理解。

　　王进：我们的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处理政商关系越来越重要。对此，中央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从宏观层面来说，这其实是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体现，从微观来说，是政府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具体体现，两者互为一体，不可分裂。

　　“亲”要求有亲人般的关心、体贴和爱护，“清”则要求没有利害往来和权钱交易。目前我们在强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妨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帮助理解这一问题。中国自古强调“有情有义”“情义无价”，也就是强调“情”和“义”两者兼顾。前者是温情的、柔和的，后者则是严肃的、刚性的。两者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边界之内，否则会两败俱伤。我们的问题是许多人没有把握住这一点，结果“亲”堕入了利害关系，“清”则由流入冷漠无情。中国古人讲究为人做事的“境界”，营造营商环境也有一个“境界”问题。这一“境界”或可用庄子的一个故事来表达。

　　庄子说，泉水干涸后，本来在水中快活游动的两条鱼无水可活，最后只有相互口吐白沫来生存。这样“相濡以沫”的场景和精神确实令人感动，但从长久来看，其最终的结局必然双方的死亡，所以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们真正的最好归宿是在宏阔无边的江湖之中快活地游动。表面看来，虽然他们彼此相忘，但却是最好的牵挂。我们的政商关系也当如此，政府及其官员需要做的是给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一个好的“江湖”，而不是私人的保护和特殊的照顾。

王进（中）参与地方产业规划调研。

　　优化资源配置：最终还是要依靠良好的市场机制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在追求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掘地方资源的商业价值，可以说是地方干部从一而终的一大使命，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招商引资行动，效果当然大小有别，成败皆有。在您看来，基层政府部门或地方干部，需要具备怎样的商业智慧，才能让招商引资在经济发展中产生有效促进作用？

　　王进：你说“商业智慧”，这个“智慧”用得非常好。什么是智慧？简而言之，就是指一个人具有能够针对具体的处境提出恰当解决方案的能力。一个人有知识，但未必有智慧，所以我们说“转识成智”，就是要求将“知识”转化成“智慧”。毛泽东、邓小平可谓有政治智慧的人。但有智慧又谈何容易？我们务必不断努力以争取。招商引资工作自身复杂而具体的特性，也要求干部有“商业智慧”而不是“商业知识”。

　　首先要求我们务必转换观念，具有商业的眼光和思维。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我们的官员已经基本实现了这样的转变。难的是微观具体层面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

　　基层政府及其干部身处基层，有利有弊。“利”在于他们对地方的情况最为了解和熟悉；“弊”也在于他们因为身处基层，在眼界和格局方面可能需要进一步提高和扩大。招商引资工作的复杂性要求他们不能“扬长避短”，而是必须在发扬长处的同时克服短处。具体来说，既要对宏观经济形势、市场经济规律和国家法律法规、上级政策文件有着全面透彻的了解和把握，又要因地制宜，提出切实可行的招商引资方案。其次，在个人方面，也要加强学习，提高知识文化的修养和待人接物的能力。

　　招商引资复杂多样，不可强求一律，我们只有执其大要，据其根本，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大要根本或可谓一“诚”字。一方面，诚者，实也，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尊重地方实际和市场规律；另一方面“诚以待人”，真诚、诚信对待客商。

王进（右）参加2019贵洽会。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在发展相对滞后地区，政府部门广泛参与经济活动，现在看来确有不错效果，比如我们贵州在推动“黔货出山”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发挥了得力的桥梁作用，政府与市场在相互促进。从政府作用的角度，您认为要保持这种效果的可持续性，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王进：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毋庸讳言，西方国家也以此来批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两者的正确关系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做了清晰而坚定的回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从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到党的十八大，都是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由“基础”改为“决定”，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之所以说这个观点“重大”，那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一词之异，其义大变，从而要求我们多加重视，深刻领会。

　　做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们也必须懂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如果将一切都交给市场，毫无疑问将会导致诸多问题，中外发展皆证明了这一点。

　　诚如你所言，政府的参与促进了经济滞后地区的快速发展，其实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步阶段，政府的作用都不可忽视，甚至在一定程度必须依靠政府的作用。就贵州而论，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作为和介入，“黔货出山”也许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也必须与时俱进。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可以开启和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要保持发展的势头，最终还是要依靠良好的市场机制。

    2018年9月9日，第八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暨2018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贵阳举行，图为国际酒类交易现场。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闻双 摄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发挥政府积极作用，我们现在并不避讳谈论和使用“政绩激励”，当然是秉持正确政绩观的“政绩激励”，在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态势中，您认为，各级干部应该如何理解、认知“政绩激励”？

　　王进：本来，“政绩”只是一个中性概念，不带任何的价值色彩，但不幸的是，犹如今天其他许多语词一样，“政绩”似乎也越来越有浓厚的贬义色彩，大有谈之色变的趋势。其实任何行为，必然要追求一定的成果效应，我们称之为“成绩”。学生要追求学习成绩，为政也当然如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的也是要有政绩。为官而无政绩，我们能说这是一个好官吗？肯定不是。通过政绩考核来激励官员，这本身也无可厚非。问题只是在于我们需要何种政绩？

　　我们通常把坏的政绩称为“政绩工程”，对此，不仅人民群众诟病之，其实部分政府官员也多有微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地方各级干部其实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和中央、上级机关政策的执行者，代表了国家、中央和上一级机关；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地方的代表，承担着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中央和上级机关基于宏观大局，会提出一些统一的部署，要求地方贯彻落实。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这是对政府官员的巨大考验。只有能够经受这个考验的合格者和优秀者，才会做出好的政绩。

　　一部分干部会不顾地方实际，信奉唯上主义，从而造成饱受诟病的“政绩工程”；有的干部则会深入领会中央和上级的意图和精神，将之与地方实际密切结合，从而既保证了中央和上级部署的落实，又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好的政绩。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要求地方各级干部有干事创业的才干，同时又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官有任期，发展无限期，地方官员应以长远的眼光、深厚的情怀和宽广的襟怀，创造泽被后世的政绩而不是短命的“工程”。

　　推进思想解放：从模仿外部到内部思维方式变革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作为改革开放最为根本的推动力量，思想解放确实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在贵州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讲了很多年的“思想解放”问题，大家往往把发展滞后、贫困落后的原因归咎为“思想不解放”。如果用现在贵州的发展成就比如经济总量突飞猛进、大数据等创新发展异军突起等等来观察，您如何评价其中蕴含的思想解放力量？

　　王进：我们通常习惯将落后归结于“思想不解放”，这当然有道理，但如果我们将之视为标签随处贴用而缺乏深入的分析则又未免教条。

　　“思想解放”来源于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做的讲话——《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强调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从此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此时的“解放思想”有着特殊的内涵。当时的问题是我们长期封闭，缺乏对外界和对市场经济的基本了解，所以当时“解放思想”的内涵其实就是打破封闭状态，学习和了解海外的状况和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此时的思想解放并不那么困难，只要我们张开眼睛、打开耳朵即可。经过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内涵有了质的改变。简而言之，我们不能再是放眼向外、虚心学习接受则可，而是必须有着自己的创造、创新。贵州近年来的发展，或许算是一个典型。

　　贵州致力于守好发展和生态的底线，要“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可以说，它是一份难度极高的考卷。如果在过去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打破封闭状态，虚心学习接受东部和西部其他先进地区的经验和做法即可的话，那么现在就不能仅仅维持这样的思路了。所以，“思想解放”对贵州而言，就不再是打破封闭的问题，而是潜含着思想创造、观念创新、思维突破的含义。贵州发展大数据或可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贵州发展大数据是“无中生有”，自身并无任何传统产业可言，对外也没有任何经验先例可资借鉴。由此，贵州大数据的成功发展，就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产业问题，而是有着区域发展的方法论意义。它为思想解放注入了新的内涵，使我们得以从更高、更深的层面来理解“思想解放”。

　　简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变迁，“解放思想”的内涵发生了改变，由对具体的某一种类观念的丢弃转到了对抽象的既有思维定势的突破，所以今天的“思想解放”显得更加困难。它要求我们由对外界具体对象的学习模仿转到对内部思维方式的变革和突破。

　　贵州的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目前中国的一个缩影。众所周知，因为中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西方的理论似乎难以解释，加上意识形态的原因，所以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方式一直不为西方所看好，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由此不断散布“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必将崩溃。在这一论调破产之后，他们又炮制出“中国威胁论”的谬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必将威胁世界的和平和安宁。事实已经和必将证明，西方的这两论必将破产。我们提出“四个自信”，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要求我们破除长期以来对西方发展模式的依赖心理和盲目迷信，基于中国的实际进行观念、制度创造的含义。

铜仁万山招商引资项目万仁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线。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贾智 摄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一定程度上讲，摆脱贫困的过程，也是不断解放思想、构建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不管是产业培育还是推动贫困人口走向城市化，都必须有可持续的市场机制作为支撑，就贵州而言，这其实是多年脱贫攻坚积累的一个共识。就继续解放思想、撬动市场力量助力脱贫攻坚而言，我们还有哪些缺项尚待补齐？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强化？

　　王进：首要的还是要在思想上进一步解放，提升对脱贫攻坚的认识。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程度参差不齐。在一定意义上，她的发展和脱贫事业是世界的缩影。如果说，东部沿海地区的脱贫是世界部分地区加快发展的体现，那么西部内地则是世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探索。解决好了贵州的脱贫问题，不但可以为世界深度贫困地区解决脱贫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而且可能修正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为经济学的原创性发展创新特别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宝贵资源。由此，贵州的脱贫就不再只是一时一地的阶段性“工作”，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性“事业”。有了这样的认识，不仅可以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工作方法方式的创新。

　　脱贫攻坚目前到了攻坚克难的决胜阶段，面临的困难最为艰巨，同时我们还面临如何巩固成果，防止“返贫”的巨大压力。回顾已经脱贫的地区，我们大致可以说，他们具有市场发育相对较好的共同特征，而剩下的地区则相反。

　　市场的培育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所以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深切认识到上面我们所说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实际情况，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突出而灵活地发挥政府的功能作用。与此同时将政府当前的作为与长远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密切结合起来，使脱贫攻坚工作成为培育市场机制的重要抓手和有力推动。一个最好的情况是，在脱贫攻坚完成的地方，市场机制也具有了初步的基础。

　　我们必须要强化脱贫攻坚与市场培育和机制建立密切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脱贫成果的流失。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在主观层面要有这样的意识，在客观上要有这样的努力。

（责任编辑：孙远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