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视频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周梓颜 杨鸿新 岑月

　　海报设计/聂婧文

　　年代关键词：革故鼎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从此，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而至，席卷了中国各个角落。

　　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全面复苏，偏居祖国西南腹地一隅的遵义——一座红色的改革之城，在伟大转折中顺势勃发。

　　1980年1月10日《贵州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的新华社记者文章。

　　遵义会馆重布时的相关报道

　　那一年，遵义会址重新布展了

　　“拆除原来的标语、霓虹灯。”

　　“不行！”

　　1979年年底，时年42岁的费侃如还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名资料组组长。为了迎接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要对遵义会议会址重新布展。以上是他在办公室与馆长说的一番话。

　　“布展方案是我和大家熬了几个通班做出来的。”在递交方案之前，费侃如带领着小组2个成员仔细斟酌了几个日夜。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要清除遵义会议会址内外的小红旗、大标语、铁旗杆，恢复遵义会议会址原貌。

　　方案初定，却不被上级看好。

　　“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但多年陈旧观念却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要还原遵义会议会址本来面目，实属不易。”费侃如说到。

　　正当费侃如想要放弃的时候，遵义会议纪念馆迎来了两名新华社的记者采访。不经意地聊天之中，新华社记者了解到费侃如的改革方案，当即拍手称好：“你们这个方案很好，符合党中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说时迟那时快，两名记者便开始着手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在参与调查了3次支委会讨论实施方案，肯定费侃如的方案将会给遵义会议纪念馆带来新的面貌。他们还请求了有关部门和地方地委的支持，在新华社内参上发表了《发生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的一场激烈争论》一稿，受到各级中央、地方媒体广泛关注。

　　于是，按照费侃如的思路，遵义会议纪念馆开始着手重新布置。

　　纪念馆工作人员第一次复原陈列展出了遵义会议期间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工作室和住室。重新挂上了系列国家领导人的照片。

　　一个会议展馆的改革，使得遵义成为全国改革大潮中的热点。

　　“这次修改、展出，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注意的精神，较真实的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历史。既充分肯定了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实践活动。”费侃如认为。

　　走进如今的遵义会议会址，历史遗迹保存完好，红墙白瓦，容颜依旧，向世人展示着历史的氛围和肃穆。

　　遵义会馆

　　那一年，遵义农村包干到户了

　　1979年，正当遵义会议纪念馆大肆革新时，遵义湄潭县也举起了改革的旗帜。

　　“那时候的农民，怎么也吃不饱。”回忆起1979年以前，75岁的丁远康仍记忆清晰：“当时生产技术并不先进，本来就窘迫的农民更加穷困。”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湄潭、仁怀等县的部分农民思想开始变革。大家迫切的希望放宽农业政策，改变“大锅饭”、“大呼隆”、“一拉平”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

　　1978年冬到1979年春伊始，湄潭县部分社队开始跃跃欲试搞起了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当时尤为突出的是湄潭双龙、金桥、金塘、三联、九坝公社。

　　“当时不准搞分田分土单干，谈‘包’色变。有的老百姓就偷偷干，实行‘包干到户’。”丁远康回忆道。

　　“包干到户”在遵义一直是小范围铺开，持续时间过了半年。1980年6月底，中共遵义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学习了省(1980)38号文件。10月，地委常委会学习了中发(1980)75号文件。这两个文件，讲的都是要放宽农业政策、实行生产责任制。

　　“在边远山区和贫穷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的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对照中发(1980)75号文件精神，当地各级政府有了“尚方宝剑”，逐渐消除思想不断解放,开始自觉地、放心地组织领导广大农民实行包产到户。

　　1980年夏天，湄潭县在全国率先调整农业生产关系，闪电般地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

　　遵义农民对包产到户的政策早就盼望已久。

　　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在遵义地区大范围的迅速推行,放宽农业政策后，老百姓积极性踊跃提高。

　　自1980年秋种开始，遵义地区90%的生产队实行了“两包到户。直至1981年底,基本上实行了包干到户。

　　这种两权分离的形式，后来被中央规范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实行“五包”:包完成生产计划，包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包完成集体提留,包集体生产资料的维护管理,包完成计划生育。

　　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遵义群众满意地概括为:“先交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

　　截止1982年4月24日,遵义市48081个生产队中，已基本完善生产责任制工作的有43319个队，占90.09%。

　　1982年到1983年，遵义几百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增长，粮食产量不断增长，当地农村工作的重点和广大农民的注意力都转移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上来。

　　中共遵义地委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及时决定每年调减征购任务4000万公斤,短短3年时间，境内大多数农民解决了吃饭问题,广大农民开始转向发展多种经营,国家在产业政策上及时给予引导和扶持,并提高了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农民现金收人有所增加。

　　“吃饱了，人民就开始琢磨着往家里添置东西，当时最拉风的便是家家户户穿新衣，添置大件新家具。”丁远康说道。

　　如今的遵义湄潭县，经济发展飞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也为后来1987年的土地改革制度奠定了延续至今的成功基石。

　　1978年遵义市民自发在会址前庆祝三中全会召开。

　　那一年，遵义迎来第一台计算机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国家的三线建设在遵义也如火如荼展开。

　　大后方的科研力量是建设重点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才汇聚到遵义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061基地302所。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满腔热情地完成国家交待的任务。

　　1979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来到302所。

　　先进科技来之不易，其中滋味，只有302所的同志们才深有体会。

　　“您还记得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到遵义时的情景吗？”

　　“那当然，当时都很激动啊，就像是去接新娘一样！”回忆起那一天的情形，袁运生仍然很激动，“那天，电子计算机是用十几个西门子的集装箱装着，被大卡车拉过来的，那时候，连集装箱都是很少见的。”

　　为了国家的三线建设，时年28岁的袁运生从上海调配到遵义的302所，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的年轻老师，大都三十岁左右，还有一些来自于军事生产基地，以及上海，沈阳，北京，成都的工厂技术人员。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科技水平还是比较落后，面对美国的打压，面对科研建设的迫切需求，三线研究所的建设需要这样一台电子计算机。

　　“当时美国对我国的电子设备引进卡得很死，可我们需要这台电子计算机啊。怎么办呢？想办法啊，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为了完成任务，再加上国家对三线建设的绝对支持，我们最后就以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名义，打着教学实验的名义，才引进了这台电子计算机。”

　　袁运生回忆说，“贵州遵义能拿到这台电子计算机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全国就只引进了三台电子计算机，一台在中国科学院，一台在西安，还有一台，就在我们贵州遵义，这真的是很骄傲的一件事。”

　　7760计算机房（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机房）

　　为了能很好的使用这台电子计算机，302所也是花费了不少的精力。

　　一方面，是当时电子计算机很庞大。各个零部件不是小集成电路，各个设备也都是分开的，各个器件体积都不小，包括储存器也很大，就得为这台电子计算机提供了一个专门的机房。

　　另一方面，就是电子计算机的供电问题。“绝对不能断电！”

　　回想起当时使用这台电子计算机的岁月，袁运生说到：“供电是它最大的问题，一旦断电，电子计算机上的有些数据就会丢失，数据丢失就意味着工作完蛋。

　　为了维持电子计算机的持续运行，研究所就采取了双供电制，双向保证，一旦遇到停电，就可以马上切换电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自备电源，用来保证它在切换电路期间的正常供电。”

　　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时候，面对庞大的科研计算量，仅靠着一个小小的计算器，需要算上两三天，甚至更久的时间。引进这台电子计算机后，原来一个月的计算量，只需要一天就可以完成。这使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地提升，在这台电子计算机的辅助下，302所为我国的军事力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从1979年引进，一直到1999年，这台电子计算机在遵义061基地302所“服役”了整整20年才报废“退休”。

　　遵义科研大楼

　　1979年，革故鼎新，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经济的复苏发展，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到来，科研实力的不断增强。遵义，一座红色之城，由此开启新的篇章，为社会主义建设夯实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为贵州的腾飞打下坚实的根基。

(责任编辑：胡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