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小时候的记忆，或许会模糊。回忆斑驳的印记，却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党刊网&领导者客户端特别策划推出《年代说·岁月的味道》专栏，寻找50年代至00年代的身边人，第一人称讲述他们的成长故事，记录他们眼中的贵州。今日推出《50后李炳林：与书为伴的日子》，敬请关注。

文/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周文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李炳林在梅西大学图书馆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下过乡、留过洋，从事教书育人工作逾40载。我的成长过程，经历了祖国的大建设、大发展时期，而今又进入了新时代。

　　小时候，在我记忆中留下的第一个印记，是扫盲运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展开，我也成为参与者之一。那时候在农村，扫盲多半在赶集天进行，因为周围的村民都聚集到公社所在地赶集。年幼的我也“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与有文化知识的大人们一起，在通往集市的必经之路放置栏杆，挂放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教来赶集的村民认字。

李炳林（左一）在新西兰国际太平洋大学与雅思考官交流

　　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和其他青年人一样，怀揣梦想，上山下乡，到了一个离县城较远，人口比较贫困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自己动手搭建住房，埋锅造饭，还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为演唱组、器乐组和文化组，我被分到演唱组。从此，我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走路到很远的村寨，为“知识饥渴”的村民们演出。实际上，我们后来也做过“下乡”的事，促进农村文化、科技、卫生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具体体现。现在，我们有了“帮扶”形式的服务，这无形中也是一种延续了的传播文化思想的精神。

　　改革开放时期，我并未受到“下海经商”浪潮的冲击和影响，而是选择留在高校，继续教书育人。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的春风一直都是吹进了教育领域的，使广大教师也对教育、教学进行改革，培养出更多适应今后发展需要的精英人才。

李炳林挑灯夜读

　　尽管走过很多路，但对我影响最为深刻的还是扫盲运动。正因为经历了那个特殊的“识字”阶段，我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生以书为伴。

　　小时候读小人书，一毛钱可以读一下午。成年之后，更是常年“泡”在图书馆。1999年，我在新西兰梅西大学做过一年的普访学者。那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图书馆里，不停地阅读。2008年、2010年、2014年和2018年，我先后回到新西兰梅西大学做高级研修学者，那些日子，我也几乎都是在梅西大学和国际太平洋大学的图书馆中度过的。“泡”图书馆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更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李炳林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

　　在国内，我的教学工作也是围绕阅读和写作进行的。我认为，贵州应逐步建立一个覆盖全省各级教育系统的跨地域、跨层级、跨学校、跨业务的大数据教育共享云平台，为教育提供技术支持，收集和存储从学生的生理活动、心理活动、学习行为、考试分数到职业规划等所有重要信息，用于统计和分析。

　　因为喜好读书，我现有藏书一万多册，其中大部分还自己进行了分类编目。我觉得，书本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而是读者与作者不断“交流”的活动，并在这个“交流”中增加我们的认知、理解、吸收及应用能力。

　　阅读时，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在书中夹一些纸条和一只铅笔，记录和勾画自己所需要的内容，作为他用。平时到什么地方办事，我也习惯带上一本书，尽管有时并没有机会翻阅，但带上，心中就会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记者手记：出生于50年代的李炳林，因为一场特殊的“识字运动”，他爱上了读书，并选择了教书育人的职业。他身上有很多头衔——贵州大学教授，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写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地区委会主任，全国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语言教学研究会理事，贵州省英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学指导委员。但对于他来说，读书才是一辈子的事。正如他所言：“阅读是一种豪华的享受，是一种精神的粮食，更是一种智慧的源泉。读书使人充实，写作使人精明，充实和精明，构成了我们的一生。”（责任编辑：周梓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