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了！” 3月18日（农历龙年二月初九），64岁的封伦在家门口放下行囊和竹拐杖，拍了拍每年都要穿一回的长衫，轻松地迈进家门。从1月25日（农历兔年腊月十五）出发到黔东南剑河县至今，封伦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又一轮“说春”。在石阡县花桥镇坡背村，数十个像封伦一样的“春官”，陆续在农历春分之前回到家里。

“春官”出行前举行祭祀仪式。石阡县文化馆供图

“说春”是石阡县花桥镇坡背村封氏延续千年的习俗。坡背村7个村民组，姓封的人家占了大多数，每年农历立春的头10天，“春官”集中在村口举行出行仪式，仪式结束后大家按照安排分别奔向目的地。说春结束后，外出的“春官”在农历春分之前返回。一年一次，年年如此，即便在艰难岁月，也不曾间断。

据旧《明史安然传》载：明宣德年间，石阡长官司正长官安然，负责管理“迎春”事宜。乾隆《府志》所载的“迎春”礼俗，明代就已盛行。据《石阡府(县)志》载：明、清时代，每岁立春之时，石阡府僚人等要整装结队，扎“芒神、纸牛”，“迎春于东郊”，打马游街，“行鞭春礼”，然后赴城南“劝农厅”，石阡知府要在此“劝农行耕”，并带头犁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封姓人家还到省政府办理“执照”，然后按地域说春。每年立春前，“春官”走进千家万户，活跃于各个村寨，时间长达数十天，直至春分前结束行程。

“春官”出发。 石阡县文化馆供图

对于“说春”和“春官”，由中国农业博物馆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二十四节气·石阡说春》有这样的注解：“说春”和“春官”的产生，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官方为让民众依照历法准确掌握时令、事以农桑，每年新春时节派人到各地宣讲，从而产生说春、讲春的习俗。因宣讲人员皆为官方所派，才有了“春官”之名。据花桥镇坡背村大藤组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封武介绍，坡背村一带的封氏，在唐代就被授予“春官”一职，距今已有千年。

根据祖传规矩，“春官”每次出行都要戴乌纱帽，端着拴有红布条、麻丝和青纸的“春牛”，身穿长袍，背上口袋，拄着竹杖，唱着“春词”走村串户。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足迹遍及以石阡为中心的乡村。小时候就跟爷爷和父亲说春的坡背村大藤组青年封青海，如今已是一个技能娴熟的“春官”，曾在花桥镇的“说春”大赛中拿过一等奖。据了解，坡背村近800人，近一半的男子都会说春，大部分家庭的一家二代乃至三代都能掌握“说春”技艺。千百年来传承不断的习俗，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许多人加入“说春”队伍。

“说春”不是简单的劝说和提醒，说春词是固定的，有简单的曲调，类似于当代的说唱艺术。封武介绍，“说春”分为“说正春”和“说野春”。“说正春”有固定春词，其内容主要是说“二十四个农事节气”“渔樵耕读”等，内容涵盖历史、地理、人文等方方面面；“说野春”又称“说花花春”，其实说的内容跟“说正春”的基本一致。

“春官”必须能熟练吟唱《农历二十四节气》《渔樵耕读》《开财握门》《春牛头上带五瘟》《打发春官》等若干内容，说春时能随机应变，熟悉“说春”习俗的人家还和“春官”在堂屋来一回对唱。说春时，“春官”每到一户人家，都要散发一张农历、一张财神春帖，意在劝农春耕并祝福主人家吉祥如意。石阡县二小副校长余燕回忆，从小在花桥长大的她对“说春”习俗非常熟悉，每年“春官”来到家里，春天的帷幕就此拉开。

2016年，“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石阡说春”是该项目最具代表性的扩展名录之一。近年来，石阡加大“说春”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传承力度，把“说春”引进校园，编写“说春”地方教材，让学生参与学习演唱，增强孩子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石阡县二小的“说春班”。 石阡县文化馆供图 

“说春”进校园的花桥中学、石阡县二小，近年来的传承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每周二、周四下午和每周三下午，省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包正明，分别在花桥中学和石阡县二小教学生们“说春”；国家级传承人封武在每周六、周日下午，以师傅的身份准时出现在坡背村的非遗培训班上。石阡县还组织相关赛事，以促进春词的多样性，丰富春词的内涵；组织力量拍摄《说春》电视专题片，积极传播石阡非遗。

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陆青剑

编辑/刘立超

二审/姚曼

三审/黄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