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1977到2020，高考，这一浓缩着几代人的青春与记忆，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追求，是一扇攸关个人、国家、民族前途未来的命运之门。如今这扇门再次开启，其裹挟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惊人威势，负荷着“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无限希冀，承载着“一考定胜负”的沉重压力，让我们通过那些年、那些人的高考故事、内心感悟、命运变迁，回望40年高考路。

　　人物名片：朱伟华，1979级考入北京大学，文史专家，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5岁读北京大学本科、35岁读北京大学硕士、45岁读南京大学博士，这是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伟华的教育履历。值得一提的是，她还有一位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的父亲，一位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母亲，一位清华大学的弟弟，一位复旦大学的女儿。

　　满满一家“学霸”，真是羡煞旁人。

　　祖籍江苏无锡，3岁跟随父母从北京来到贵阳的朱伟华在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前，只接受过小学5年级的教育。她说自己连“上山下乡”都没有赶上，1977年好不容易在贵州省人民医院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十分珍惜，甚至舍不得放下工作去参加高考。但是到了1979年初，教育部发出确保高考招生质量、宁缺毋滥的声音，明确25岁以上的社会人士将不能参加高考。

　　时代在巨变，25岁的朱伟华明白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必须要拼一次，但一想到自己只有小学5年级的水平，朱伟华的心就绷得紧紧的。因为喜欢阅读，朱伟华认为自己的语文不错，外语也过得去，但数学却是一窍不通。当时高考规定，所参加的考试科目中不能出现零分，有零分即取消录取资格。所以在最后3个月的备考过程中，朱伟华将一半的时间都花在数学上。

　　“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是中央大学学理工科的，数学很好，他从有理数和无理数给我讲起，一直给我讲到立体几何。我因为听不懂，常常弄得父亲十分生气，责备我蠢不可及！但当时，因为受年龄限制，根本是无路可退，所以心中也是有一股势在必得的信念，想着一定要考上大学，所以数学一定不能考零分。”朱伟华回忆道。

　　由于太亢奋，朱伟华在考前失眠了三天三夜。在她看来，1979年的考题有点难，比如语文的命题十分灵活，这给了年龄较大的社会考生更多的发挥空间。等成绩发榜，朱伟华好多科的成绩都不错，但最让她满意的还是数学考了“19分”！

　　等到填志愿环节。因为朱伟华个子小，心想师范类院校不能报；因为天气太热，母亲又说武汉大学不能报。选来选去，只剩下5所重点大学，朱伟华便从北京大学向下填起。她记得1979年北京大学只在贵州文科招收三个专业，分别是考古学一个男生名额、法学两个名额、图书馆学一个名额。朱伟华最喜欢的中文系没有招，她在第一志愿写下法学、第二志愿写下图书馆学，想着冲一冲。最终，朱伟华作为北京大学在贵州录取的两个女生之一，在1979年的夏天接到录取通知。

　　“我只想努力考大学，没有想过能够考上北大，那是北大啊！”

　　喜从天降。朱伟华记得拿到录取通知的那天，男朋友骑着自行车载着她从贵阳大十字的红绿灯路口激动地冲了过去。“闯了红灯，没有关系，警察来了我们就拿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给他看。”男朋友的那句话时隔四十年，在朱伟华的脑海里依然清晰。

　　能够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朱伟华开始发了疯一样的学习。除了图书馆学的专业课，当时的北京大学开放所有课程给同学们听，听了之后学生还可以选择是否参加考试。朱伟华记得大学期间，自己不但上了图书馆学的专业课，还上了中文系的专业课，其他旁听的课程也有十几门，且门门都是优秀，一直蝉联三好学生。“北大的每一个人都是个性鲜明的个体，大家在一起相互砥砺、各显锋芒，北大也以其强大的包容性，给予大家不同的生存空间、发展平台。”

　　在见惯了名校、见惯了名师、见惯了名校学生之后，朱伟华恳切地认为，人生的自我定位非常重要，这种定位不在于你目标有多高，而在于你底线在哪里，好学生们习惯优秀，有傲骨却不能有傲气，能够进入名校是很好的人生体验，却也要懂得回归自然。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只要你去珍惜、去努力，总是有收获的。”朱伟华说。

朱伟华的北大本科毕业证书（当时毕业证书都是按照籍贯来填写）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曹雯

编辑 王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