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从1977到2020，高考，这一浓缩着几代人的青春与记忆，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追求，是一扇攸关个人、国家、民族前途未来的命运之门。如今这扇门再次开启，其裹挟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惊人威势，负荷着“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无限希冀，承载着“一考定胜负”的沉重压力，让我们通过那些年、那些人的高考故事、内心感悟、命运变迁。

　　人物名片：任晓冬，1983年考生，贵州师范大学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劳伦斯大学合作教授，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

　　今年55岁的任晓冬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云南大学、母亲毕业于华西医科大，这给予了学生时期的任晓冬安静、自由的学习环境。

　　20世纪80年代初，整个社会对教育、对知识、对科学充满崇敬与向往。成绩优异的任晓冬，1983年，在所填报的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10个志愿栏里都写上了“动物学”。

　　“那个时候，发布高考成绩是统一在学校贴榜单，我挤在人群里，看到自己考了410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刚好踩在重点线上。我也因此被云南大学录取，能够去有着动植物王国之称的云南读大学，我很满足。”任晓冬说。

　　怀揣录取通知书，坐上了从贵阳到昆明28个小时的硬座火车。任晓冬与几位同学结伴而行，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出了远门，走到学校时已经累得不行。

　　在任晓冬的记忆里，那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所见所感都与过去的生活不同——大家千里迢迢地带着被子、脸盆、热水瓶、书包，挤在云南大学新修的8人寝室里，学校不收学费，也不收住宿费。在学校4年，印象最深的是总是洗冷水澡，因为菜票、肉票供应紧张，一天要吃十几个馒头。

　　“能够考上重点大学，几乎人人都松了一口气，也是从那个时候人与人开始不同。有人安于现状等着毕业、工作，有人则心怀梦想要成为为科学家，大学的教育自由而开放，大家并没有把今后怎么工作赚钱放在首位，而是更多关心国家的前途，把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相联结。”任晓冬说，那是一个沸腾的时代，中国在世界体育大赛上拿了冠军，同学们发自内心地自豪和骄傲。

　　1987年，任晓冬再次通过激烈的研究生考试，在云南大学继续攻读生态学硕士学位。为了写毕业论文，他挑着一根扁担来到中缅边境的铜壁关自然保护区观察野生动物。这段经历大大地提高了任晓冬的野外工作能力。1990年，研究生毕业的任晓冬分配到贵州师范大学，还没有报到便直接去了梵净山研究金丝猴。

　　任晓冬参与的是贵州师范大学和美国野生动物协会的一个合作项目。任晓冬记得，有一天他和一个外国同事在山里观察金丝猴，碰到当地的一个村民在山里砍树，外国同事义不容辞上前一把抓住村民责备他破坏生态，那个村民哭了，说“你们花钱在这里看猴子，我却连饭都吃不起”。

　　村民的话刺痛了任晓冬。30岁以前，他一直理想化地希望通过科学的手段来保护野生动物，却从没有设身处地去想过自然保护区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在这之后，任晓冬开始从一位纯粹的野生动物研究员向社会科学领域拓展。为了更好解决自然保护区的人地关系，他先后在名师云集的亚洲管理学院攻读发展管理硕士，又在拒绝了巴黎第七大学、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的邀约后，回到贵州继续野生动物保护的一线工作，后于兰州大学攻读区域经济学博士。

　　三十多年漫漫研究路，在任晓冬看来却同弹指一挥间。因为他始终专注于自己最喜欢的野生动物领域，只是在不断的保护区社区发展项目实践中，学会了从社区居民角度来看待“什么才是野生动物保护”。他长期倡导社区的参与式治理和以社区为主体的自然资源管理，为国内民间组织提供“参与式扶贫”“参与式自然保护”“社会性别与发展”“社区组织能力建设”等多种发展理论与方法；主持国家、省部级基金项目10项；主持了包括美国花旗银行基金会，万科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开发署（UNDP）等在内的国际、国内农村发展行动研究项目80多项；出版专著2本，参编专著7本，发表核心期刊以上学术论文80余篇。

　　伴随着任晓冬的研究历程，贵州也从几十年前的农业省实现了经济上的转型升级，人口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生态保护的策略不一样了，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社区局面的生态保护意识发生了很大转变”，是任晓冬一直挂在嘴边的话。而走进象牙塔，又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是任晓冬津津乐道的人生幸事。

　　回望三十多年前的那场高考，任晓冬说，考上大学并不是工作的基础，而是为人生提供一个深入思考的平台。在社会安定、国富民强的今天，年轻的学生们更应该心怀天下而不是计较个人得失。去自己熟悉的大学、熟悉的专业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曹雯

编辑 徐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