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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以礼法为本——儒家礼法传统对建设法治中国的启示

作者:汪枭枭 编辑:苏江元 来源:当代先锋网 发布时间:2018-04-16 11:26:55

文/当代贵州全媒体记者 汪枭枭


  编者按:中华法系是以儒家思想为灵魂的礼法法系,中华礼法传统中蕴含着诸多可供现代法治借鉴的文化营养。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如何借鉴中华法系的传统智慧?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大制度与宪政研究中心主任,“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主编俞荣根教授。


2010年9月28日,俞荣根教授在第三届国际儒学大会上主持大会首场学术主旨讲演.jpg

图为俞荣根教授在第三届国际儒学大会上主持大会首场学术主旨讲演。(受访者供图)


  儒家思想与中华法系


  当代贵州:中华法系是目前世界公认的五大法系之一,儒家思想是中华法系的灵魂所在,中华法系所遵从的儒家思想是什么?


  俞荣根:传统的中华法系是以儒家思想为灵魂的,这一点在法史学界基本上不存在异议。儒家法律传统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孝”,又叫做家本位,或以血缘维系的家族主义。家庭是我国古代社会自然经济的社会细胞,是组织和维持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儒家法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家族伦理作为立法、司法、守法的原则和基础。


  从政治法律层面看,《论语》体现了三大原则:治国以礼法为本;礼法以仁义为本;仁义以孝悌为本。儒家政治法律就建筑在孝悌之上:“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古代法中的“亲属相容隐”是基于孝;惩处“别藉异财”“供养有阙”“违犯教令”也是基于孝;严惩“冒哀居仕”“居丧作乐”还是基于孝。十恶大罪中有一半是悖逆孝道的行为。


  当代贵州:以儒家思想为灵魂的中华法系是如何形成及发展,并走向今天我们所认识的中华法系的?


  俞荣根:中华法系的儒家化始于西汉。汉初丞相萧何制定的《九章律》源自严酷的秦律,汉武帝刘彻亲政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用儒家经义软化其中的酷法,迈出法律儒家化的第一步;魏晋时期朝代更迭,统治者都起用儒生修律定制,儒生们援礼入律,把汉儒“以经注律”的成果法律化,如魏文帝曹丕时的《新律》和西晋初年的《泰始律》;到北朝时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儒家化上更加努力,如北魏孝文帝推行的“存留养亲”和《北齐律》中的“重罪十条”;《唐律疏议》开宗明义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说明中华法系在律令制度的层面已经全面接受儒家礼法思想,中华法系之律典部分自此定鼎。


  中华法系的另一成文法典,即礼典部分,亦自汉初开始探索,但终西汉、东汉两朝,未能制定统一的成文礼典。帝制时代的第一部礼典是西晋晋惠帝元康元年颁行的《新礼》,史称《晋礼》,成为隋唐礼典的母本。李唐帝国尤其重视制定礼典,先后修成《武德礼》《贞观礼》《永徽律》《显庆礼》等,至唐玄宗开元年间新编《大唐开元礼》成为宋元明清礼典之楷模。


  综上,中华法系之礼法体制成型于唐代初中期。


  除了礼典、律典两大成文法典外,中华礼法体制中还有第三大组成部分,它就是以礼俗为主要内容的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会规场规等等习惯法和习俗,它们同样是国家认可和维系的礼法,是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人不晓的“无法之法”。


  中华法系的礼法特质


  当代贵州:您认为“治国以礼法为本”是《论语》的三大原则之一,如何看待“礼法”在中华法系中的含义和地位?


  俞荣根:在中国古代,“礼”包含了人伦道德、风俗教化、争讼决狱、治军理财、宗教祭祀等各方面,“礼”就是社会的总体行为规范,实乃道德、宗教、法律的混合物。夏商周三代之法,法在礼中、礼外无法,这是中华法系的原生态样式。两汉及其此后的帝制社会,则是礼入于律,礼律融合,但律外有礼,即有成文礼典和大量的礼俗习惯法,它们都是体系性、制度性的存在。


  在以儒家思想为灵魂的中国传统社会,“礼”是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共同价值基础,用其独有的诠释方式把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概念化、合理化。所以“礼法”不是“礼”与“法”的合称,也不是礼法统一、礼法融合的意思,礼法是中国古代是实存样态,是古代中国人长期选择的法律样式和法律制度。中国古代法是“礼法体制”,中华法系是“礼法体系”。


  当代贵州:“礼法”是中华法系的一种“实存样态”,那么中华法系内在的文化特质是什么?


  俞荣根:上面已说过,儒家法律的传统是“家本位”,“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到底,便形成了古代的宗法伦理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孝移作忠,父权延伸为君权,维系社会的家庭伦理道德与维系阶级统治的国家法律完全相通。这样一来,宗法人伦道德问题成了法律问题,宗法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就是基本的法律规范。


  从文化特质而言,中华法系是“伦理法”,即以家族伦理为基点,将宗法伦常作为法的精神或灵魂,君权是父权的延伸、国是家的扩大。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伦理和法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宗法伦理道德被直接赋予法的性质,形成法律伦理化和伦理法律化的双向强化运动。


  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


  当代贵州:自清末以来,中华法系不断吸收了诸多西方法律制度、条款、理念和价值,如何看待这样的“西法东渐”现象?


  俞荣根:不可否认,百年来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移植西法功不可没。但实际上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受文化的影响久远而深刻,尤其是民族的文化心理、习俗习惯、价值取向等。所以在移植西方法律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尊重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和法律智慧,否则就可能“消化不良”。


  在古代中国,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就体现为六个字:天理、国法、人情。这是百姓伸张正义、讨取公道的精神支撑。古代儒家法语境中,天理和人情其实就是人道精神。天理和人情介入司法,既软化了国法,使其根植于民心,也韧化了国法,只有顺应民意的法律才能枝繁叶茂。所以,法治国家的建设不能只依靠移植西方法律这一条腿走下去,必须加上另一条腿,这就是回采法的历史,发掘传统中华法系的智慧。


  当代贵州:要怎样才能接上这“另一条腿”,实现中华法系的复兴,创建新时代的中华法系?


  俞荣根:新时代中华法系的创建,理当尊重两个传统:一个是一百多年来引进、移植西法的传统,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建设的传统;再一个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久不衰的古老中华法系的传统,即礼法传统。


  关于中华礼法传统智慧对当代法治中国建设有所助益的积极面,请允许我举两个例证:


  一是前面说到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治国原则,这是一种“德礼政刑”相辅相成的“良法善治”追求。这一礼法传统强调“德之所去,刑之所取”,法律与道德相向而行,高度一致。联想到我们的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法规、政策,以及有的地方某些司法审判中,被社会舆论讥讽为“依法缺德”,足见这一礼法传统智慧仍具正面价值。


  二是古代礼法传统下形成了“重调解”的法律价值取向。尤其是民间的大量民商事“细故”案件,古代有一套家族调解、乡绅调解、官批民调等制度性操作规程。古代礼法传统中的“细故”纠纷调解智慧经过“去粗取精”的创新改造,完全能纳入法治中国建设的纠纷解决体制中去,成为人民调解制度的传统智慧支撑。


  故此,建设法治中国、创建当代中国法系,一要折中,对自身的文化和法系传统进行现代化的反省和批判,正本清源,斟古酌今,创新发展;一要融西,对西来的文化和法系传统,进行中国化的吸收和消化,融会贯通,化西为中。“折中”和“融西”的过程是漫长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其结果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成功。


  书籍推荐:“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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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俞荣根教授主编、孔学堂书局出版的“传统礼法与现代法治”丛书以今观古,以古鉴今,第一辑共六册,均入选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第二辑《天理国法人情:礼法传统中的狱讼制度》《“讨个说法”:礼法传统中的“细故”纠纷解决机制》《祖宗基业:礼法传统中的家户财产制》三册已纳入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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