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位置: 首页 > 要闻 > 正文

张铭:怀念文艺部的“文艺时光” | 《贵州日报》创刊70年·我在文艺副刊的岁月




  讲述人简介


  张铭,1993年7月进入《贵州日报》文艺部,1995年1月,离开文艺部参与创办《贵州都市报》。在文艺部的一年多时间里,主要担任文艺理论版《文苑》的编辑工作,参与采写的“文化星座”专栏,对贵州文艺社科界领军人物进行专访,得到各界好评,自己也受益匪浅。之后在《贵州都市报》10年,以统筹采编为主要工作,获各类新闻奖30余次。后又在城市周报《新报》工作10年,作为总编辑率团队两次入围“全国城市周报十强”。现供职于孔学堂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6年前的某个下午,我怀揣着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林树明的推荐信,满怀忐忑亦有些期待地坐在贵州日报社一楼大厅,等待文艺部一个叫彭晓勇的负责人。打听了一下,说他是一个大胡子。


  在外表凶悍、内心和善的“彭大胡子”的帮助下,我的身份从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变成了《贵州日报》文艺部副刊编辑。


  进入文艺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欢送。欢送的地点是贵州饭店,欢送的对象是文艺部老主任何光渝,欢送的方式是在KTV集体唱歌。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场欢送似乎还在眼前。毕业季的茫然与贵州饭店的欢乐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致于若干年之后,想起文艺部就会想起那一场特殊的仪式。


  对何光渝老师来说,那是报人生涯的结束;对我而言,则是新闻生涯的开始。确是一个有趣的时间点。


  以后的文艺部岁月里,感觉大家都很欢乐,“彭大胡子”的“冷幽默”和田米亚的“自来熟”,让初入职场的我逐渐放松下来。


  1995年1月,“彭大胡子”调任《今日都市报》负责人,他点了我的将,于是我便离开了文艺部,告别了我的“文艺时光”。



  在文艺部呆了短短一年半,回忆却是十分丰厚的,约略地说,记忆最深刻的是“三个一”:一个专栏、一套丛书和一次活动。


  1993年7月进文艺部,8月份我便成为文艺理论版《文苑》的编辑.当时《文苑》推出了一个主打栏目,名曰”文化星座”,对贵州文化界、社科界一些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进行专访。


  我幸运地成为这个栏目的主要实施者,黄万机、李子和、汤保华、卢惠龙、丁廷森、蒋希文、杨长槐、董克俊,等等,面对面和各领域的“领军人物”进行采访与交流,于我而言,是挑战,更是莫大的机缘,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仿佛打开一扇又一扇门,看到不一样的宽阔的风景。


  第一次采访的是文化史研究专家黄万机。之前虽然在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但对贵州文化不甚了解,与黄万机先生一席谈,才知道代表贵州文化的“黔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博大精深。和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相比,虽然文化成果相对单薄,但自有其优良传统精神。尤其是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沙滩文化,更是值得现代贵州人学习与挖掘。


  做这样的采访,一方面填补了自己学识上的空白,另一方面,老一辈学人的执着精神亦对我有所感染,黄万机先生对贵州文化的热情与信仰、勤勉与刻苦,用现在的话来说,其实就是贵州人自己的文化自信。


  “文化星座”专栏里值得回忆的采访还很多,其中对时任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卢惠龙的采访对我影响颇大。



  采访约在卢惠龙的书房,四壁全是书,基本上是在“书城”里开始我们的交流。


  卢惠龙是一个大气果敢的出版家,更是一个安安静静的读书人。一方面,他如数家珍地介绍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许多丛书《中国少年报告文学丛书》《贵州文学丛书》……另一方面,他更加投入也更加放松的跟我谈起了汪曾祺,对汪老从容淡雅的小品推崇备至,认为那种平静与自然才是艺术的高境界,也是人生的高境界。热情与宁静在卢惠龙的人生里有了很有趣的融合。


  后来我以《坐拥书城》为题完成了这篇专访,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卢惠龙是幸福的,从人生的自觉开始,书就成了他忠实的朋友,读书,编书,写书,与书同行,坐拥书城,人生足矣。”


  文章见报后,卢惠龙专门约我见面,对这篇专访颇为认可。


  现在我的办公室、家里也摆满了书,随时随地抓一本书过来,看上一段,是让自己觉得妥帖的一种习惯。想起多年前写的《坐拥书城》,感觉这里面真有微妙的机缘。


  在我的书房,有一套《贵州文学丛书》,看到这套书,就会想起文艺部。对这套丛书的采访,也就成了我难忘的回忆。


  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已经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从社会的关注中心滑到边缘,贵州人民出版社却在此时推出了一个宏大构思,就是集束式的展示贵州文学实绩,使贵州文学形成规模效益。《贵州文学丛书》因此而诞生。


  在丛书第一辑中,既有贵州文学的当然代表何士光,又有廖国松、张永龙这样颇具实力,却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实力作家,既有余未人、钱荫愉等十分活跃的女性作家,又有潘年英这样的初露锋芒者,题材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理论,将贵州文学的精华进行了蔚为大观的汇聚。


  这次采访对一个刚刚毕业的中文系学生来说是很过瘾的!无论是从采访者的视角,还是从读者的视角,都得到极大的满足。


  1994年1月14日,我采写的《为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作证——贵州文学丛书出版纪事》见报,得到了文艺部领导的好评。我把这篇文章剪下来,慎重的保存好。偶尔翻开,看到这篇文章,似乎还能嗅到当初这套丛书的墨香。


  1994年年底,我接到任务,随同省文联会员艺术团到六盘水进行慰问演出,作为随团记者,在短短的几天采访中深深被大众对文化艺术的爱好与热情打动。


  尤其是艺术团的书画家们,在表演时总是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青年画家乔任侠是水城的常客,曾经在那里住过半月,沿铁路线写生,他的画非常抢手,一位教美术的年轻老师在他身边站了一下午,也未能如愿。


  书法家杨霜是著名的"快手”,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主力军,他的一大特点是边写边说,语言极幽默,往往爱好者的拘束就被杨霜的“戏言”轻易打消了。


  画家刘定一是方小石先生的高足,他的花鸟小品以清雅高远的境界自成一体,每当有人向他求画时,他总是谦逊的一笑:“没关系的,大家都喜欢艺术嘛,只要有时间,我一定给你画!”


  与艺术家们在水城相处了短短一周,感觉人也变得快乐、轻松一些了。


  ……


  回想起这样的情景,时间已经来到了2019年。在我26年的职业生涯中,《贵州日报》文艺部的经历,从时间上来讲,只是很短的一段,但却似乎为我的职业生涯与生命状态打下了底色。


  在90年代初期,作为《贵州日报》文艺理论版的一名普通编辑,有幸结识了一些丰富而有趣的灵魂,以至于自己也变得有趣和丰富起来,之后,无论是在都市类媒体《贵州都市报》统筹采编,还是在城市周报《新报》做总编辑,我都会更关注人的内心,关注人的感情,关心人的生存状态,这样的习惯应该是在文艺部养成的吧。


  2015年,我彻底离开了媒体,来到孔学堂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惊喜的发现,绕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我现在做的工作和在文艺部的时候,虽然形式上有所区别,但精神内核却十分相似。那就是把优秀的文化进行创新的转化,让文化活起来,动起来,真正和大众融在一起。


  我在孔学堂策划执行了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项目),譬如孔学堂春节文化庙会、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世界的孔子”国际漫画大赛、二十四节气活动,等等,都和文艺部的编辑记者们产生了许多联系,文艺部的版面也大多做了深入的报道,这让我感到很欣慰,毕竟能够回到初心,回到起点,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幸运。


  于此,我只能感恩命运!


  在新的传播时代,文艺副刊该怎么延续下去?我想在“术”的层面,可能会有许多的改变,传播的方式、介质都会变,但是核心应该不会变,就是那些让人内心感到温暖的事物,能让我们更真实、更深刻地认识世界的感受。


  “术”的层面永远只是辅助,人文精神与人文内涵才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所以对于文艺副刊,既要认真研究传播方式,更要回到起点,让我们的文字真正进入读者的内心,去认真书写长天大地中人的思考与困惑,我想就一定会有足够的受众。


  不久前不慎摔伤骨折,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每天就听蒋勋在蜻蜓FM上的一些讲座,感觉确有温暖人心的力量。我想无论是用文字的方式、声音的方式,这种力量才是最重要的核心吧!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贵州解放70周年和《贵州日报》创刊70周年。正在进行中的“我和《贵州日报》”大型征文活动,收到了大量来自热心读者和作者的来稿。其中,“《贵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如潮的来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热爱读报和文学写作的投稿人来说,这个群体几乎是他们和报社之间最生动的联系,甚至还是他们走上文学之路的榜样和导师。


  《贵州日报》文艺部,是今天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文旅新闻部的前身。当年才华横溢又人才辈出的“老文艺部人”,即使离开文艺部,离开了报社,也在省内外各个工作岗位上表现不俗。在《贵州日报》创刊的70年长河里,他们就是独特又耀眼的浪花朵朵。


  特邀几位《贵州日报》文艺部“前辈”讲述在文艺副刊耕耘的往事,不止是怀旧,更是向《贵州日报》创刊以来的一代又一代媒体人,向《贵州日报》一路走来的光荣和梦想致敬。时代风云变幻,媒体盛衰更替,然而当媒体人曾经经历的真实在岁月的长河中被打捞上岸,仍然弥足珍贵,富有价值。(执笔:舒畅)

  辑录/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舒畅

  刊头制作/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吴浩宇

  责任编辑 杨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