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在精准识别贫困对象、易地扶贫搬迁顶层设计、破解产业扶贫难题、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不少做法已在全国推广

　　▲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贵州减贫人数全国第一，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有望在这一代人手中彻底撕掉

　　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贵州近年来坚决贯彻中央部署，不断探索创新方式方法，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2013年的746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5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6%下降到4.3%，减贫人数全国第一，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有望在这一代人手中彻底撕掉。

　　在决战脱贫攻坚的过程中，贵州在精准识别贫困对象、易地扶贫搬迁顶层设计、破解产业扶贫难题、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不少做法已在全国推广。

　　首创“四看法”：精准识别贫困户

　　扶贫先识贫。在实践中，贵州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摸索并形成了多种精准识别机制，其中首创的“四看法”已被推广至全国。

　　2014年，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迤那镇在扶贫工作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了“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的“四看法”。

　　“要像农村人找媳妇儿那样去找贫困户。”“四看法”的探索者、时任迤那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李仁兵说，看房是从住房面积、房屋结构、建房时间及交通、用电、饮水、环境方面，估算其贫困程度；看粮是从承包土地结构、种植结构、人均占有粮食、养殖情况等，看农户土地情况和生产条件，估算农业收入和支出；看劳动力强不强是从劳动力结构、劳动力素质、健康状况、务工情况等，看农户的劳动力状况、有无病残人口，估算务工收入和医疗支出；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是从小孩就读情况、教育支出、教育负债、教育回报等，看农户受教育程度，估算其发展潜力。

　　“‘四看法’看似简单，但切中扶贫工作的关键。”威宁县扶贫办副主任李才彦说，这种方法覆盖了“两不愁三保障”，很大程度上破解了农户收入难以核算的问题，更便于分析致贫原因，防止错评、漏评。

　　五星村村民吴玉银只有小学文化，家有6口人，教育负担重，住的是土坯房，其中一个孩子还患有残疾，全家靠他们夫妻俩务工维持生计，一度欠账10多万元。沉重的家庭负担曾让他意志消沉，靠饮酒解忧。通过“四看法”，他家被识别为精准扶贫对象，当地政府帮扶改造了住房，经过技术培训帮他找到了工作，还免费提供马铃薯种、能繁母牛，让他家有了稳定的收入，终于实现脱贫。

　　如今，“四看法”已被基层广泛认可，有的地方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铜仁市委书记陈昌旭说，铜仁市将“五个看”，即看家里摆的、身上穿的、床上铺的、柜里放的、锅里煮的，作为判断贫困群众是否实现“两不愁”的重要方法，进一步提高了精准度、有效度。

　　易地扶贫：做好“后半篇文章”

　　三年前，凯里市的苗族妇女杨美还是一名打工妹，常年在外省，照顾不了孩子管不了家。2016年，在当地政府动员下，她家从深山搬到凯里市的安置房。经过培训后，2018年杨美在居住的小区开了一家有10多名工人的小型服装厂，走上了创业之路，命运随之改变。

　　杨美是贵州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188万群众之一。贵州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财力弱，仅靠自身力量到2020年解决493万贫困人口（2015年底数据），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从“搬迁谁”到“搬哪里”，从“怎么搬”到“搬后怎么办”，贵州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战的“头号工程”，探索出了“六个坚持”“五个三”“五个体系”等一系列工作法。

　　“六个坚持”即坚持中央预算外易地扶贫搬迁所需资金省级统贷统还、自然村寨整体搬迁为主、坚持城镇化集中安置、以县为单位集中建设、不让贫困户因搬迁而负债、以产定搬以岗定搬。“六个坚持”清晰指明了方法路径，极大地推动了易地扶贫搬迁的进程。

　　比如，在精准锁定搬迁对象方面，根据村寨不连片、零碎分散的特点，贵州确定了11个识别登记程序，以“50户以下、贫困发生率50%以上的自然村寨整体搬迁为重点”，精准锁定188万人（含同步搬迁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锁定整体搬迁自然村寨10090个。

　　为破解一些县城规模小、难以提供充分就业岗位等难题，贵州还鼓励实施跨行政区域搬迁。据铜仁市市长陈少荣介绍，铜仁市把西部区县贫困群众12.5万人搬迁到东部的市级中心城区碧江区、万山区和两个省级开发区大龙开发区、铜仁高新区安置。

　　“五个三”加强后续扶持。一是盘活承包地、山林地、宅基地“三块地”；二是统筹就业、就学、就医“三个问题”；三是衔接低保、医保、养老保险“三类保障”；四是建设经营性服务公司、小型农场、公共服务站“三个场所”；五是探索集体经营、社区管理服务、群众动员组织“三种机制”。

　　“五个体系”完善后续服务。今年初，贵州省委、省政府根据工作实际，决定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心从“以搬迁为主”转向“后续扶持工作为主”，从“搬得出”向“稳得住”“能致富”转变，做好移民搬迁“后半篇文章”。在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围绕群众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培训和就业服务、文化服务、社区治理、基层党建“五个体系”。

　　5月16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素朴镇古胜村村民在采摘枇杷。新华社发（史开心 摄）

　　产业扶贫：八要素拼就“施工图”

　　黔西南州安龙县石漠化面积占全县国土面积的37%，土少石头多，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形成有规模的农业产业。如今，长满木耳、香菇、平菇等食用菌的大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里一年四季都能生产，产品供不应求。”贵州安龙富民鑫食用菌公司董事长郑全富说。

　　“按‘八要素’方法，县里确定了食用菌产业，如今全县已是‘乡乡有棚、村村有菇’。”安龙县委书记钱正浩介绍，“八要素”是指贵州总结出的“产业选择、培训农民、技术服务、资金筹措、组织方式、产销对接、利益联结、基层党建”。“解决了这八个方面的问题，农村产业发展问题就水到渠成了。”钱正浩说，县里探索出“1210”脱贫模式，即让1户贫困户拥有2个大棚发展食用菌，一年收入达到10万元。目前，已带动全县5000余户1.9万余人种植食用菌。

　　安龙县是贵州产业扶贫的一个缩影。为保障贫困群众长久生计，贵州按照“八要素”工作法，选择重点发展食用菌、茶叶、蔬菜、生态家禽、中药材等产业，努力实现贫困人口“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

　　在此基础上，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将农业产业“为吃而生产”变成“为卖而生产”。

　　2018年初，贵州大幅调减玉米种植面积，替代种植蔬菜、茶叶、食用菌等高效经济作物，提高品质并通过电商平台推动“黔货出山”。据统计，2018年贵州农业产业革命取得历史性突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6.9%，居全国第一。在去年调减玉米种植面积785万亩的基础上，今年又调减玉米种植面积502万亩，同时大幅增加经济作物面积，今年一季度种植业增加值增长8.5%。

　　在产业扶贫中，贵州还注重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让贫困户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据统计，2018年全省1361个乡镇、7241个行政村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试点，实现农民变股东401万人，其中有109万贫困人口受益。

　　今年初，针对全省产业发展的新形式，贵州确定了以茶、食用菌、蔬菜、生态畜牧、石斛、水果、竹、中药材、刺梨、生态渔业、油茶、辣椒等12个特色产业为主攻方向，同时确定12位省领导领衔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并相应成立了12个产业的生产销售专班。今年6月，贵州召开省委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农业产业发展，制定出台《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意见》，推动相关产业向纵深发展，推进农村产业发展跃上新台阶。

　　大数据平台：为精准施策“护航”

　　“有了精准扶贫作战指挥系统，不再‘两眼一摸黑’，工作更有效率了。”如今电子科技大学驻贵州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第一书记赵冰，已经习惯于在手机APP上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信息进行动态管理。“你看，家庭人口情况、主要经济来源、健康情况、住房情况……这些信息都一目了然。”

　　在系统的另一端——岑巩县城的“智慧扶贫作战指挥室”的大屏幕上，一线数据经过汇聚、分析和可视化处理，可以清楚了解全县各镇村的扶贫状况，从而为全县的脱贫攻坚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

　　电子科技大学教师、岑巩县扶贫办副主任（挂职）张彦昭介绍，这套系统以移动终端为载体，建成以建档立卡贫困户和项目资金为重点的扶贫工作移动巡检系统，破解了扶贫一线工作人员“工作量巨大、整体扶贫情况无法直观呈现、动态信息更新难”等“痛点”问题，受到基层干部欢迎。

　　“以前入户调查要拿一摞各种各样的表格，现在用手机APP来填写，方便多了，而且还可以快捷地查询信息！”赵冰说。

　　近年来，与岑巩县类似，贵州很多地方都在探索利用大数据平台推进精准扶贫政策落地生根。铜仁市万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军介绍，万山区建立易地扶贫搬迁就业创业大数据智慧管理服务平台，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包片干部和协管员进行日常的考核管理，工作人员可以实现入户走访和数据更新同步，搬迁劳动力通过安置点的自助服务终端触屏系统、手机小程序等就能实现就业、培训意愿提交和找工作、岗位申请等操作，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贵州省大数据局副局长景亚萍介绍，贵州已初步建立起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基于700余万条建档立卡数据，打通了公安、教育、人社、住建、民政、水利等17个部门和单位相关数据，为精准扶贫提供了大数据参考。

　　6月8日，游客在贵州省台江县老屯乡百合种植基地赏花。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巩固成果：减贫摘帽不摘政策

　　为破解部分贫困地区“小富即安”“不富也安”“争戴贫困帽”等“等、靠、要”问题，破除部分扶贫干部“事业心、责任感、危机感、能动性、执行力不强”现象，贵州省自2011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贫困县“减贫摘帽不摘政策”的做法。

　　按照当时规定，贵州对“减贫摘帽”的县、乡，实行“三个层次”的奖励：对“摘帽”的县、乡，原有扶持政策不变，并从“摘帽”当年起一定时间内，每年给予定额奖励；对减贫任务完成得好的县、乡，按减贫人口的不同成效，分段给予定额奖励；对“摘帽”的县、乡党政负责人，除给予表彰奖励外，经考核评定合格，符合条件的，优先提拔任用。

　　2017年10月底，国务院扶贫办公布全国26个贫困县脱贫摘帽，赤水市名列其中，赤水也成为贵州和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首个脱贫兀o列县（市）。赤水市委书记况顺航表示，脱贫摘帽后不能马上撤摊子、甩包袱、歇歇脚，要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工作,让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群众检验。

　　今年4月25日，贵州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道真县、务川县等18个县(市、区)在2018年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标志着贵州省贫困县退出实现了任务过半。

　　“摘掉贫困县‘帽子’只是解决了现行标准下贫困问题，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这些县还有贫困人口。”贵州省扶贫办副主任田志清说，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剩余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坚持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进一步巩固好脱贫成果。

　　据了解，目前全省还剩155.1万贫困人口，结合现阶段贫困县实际，全省85个县分为拟退出贫困县、已退出贫困县、有扶贫任务的非贫困县和深度贫困县四种类型。贵州根据各个县的实际情况，已分别制定脱贫或巩固脱贫方案，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紧扣目标标准，解决好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全等难题。

　　在脱贫一线关心干部考察干部

　　2018年7月19日上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羊场镇天池村村民王某某因争要扶贫项目借酒滋事，在天池村村委会上演了一出辱骂、威胁帮扶干部的闹剧，严重扰乱了扶贫工作秩序，被羊场镇派出所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这是贵州在脱贫攻坚中，利用法律保护扶贫干部、纠正扶贫中不正之风的一个典型案例。

　　2016年，贵州在全国率先出台了《贵州省大扶贫条例》，从扶贫对象和范围、政府责任、社会参与、扶贫项目和资金管理、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出台了详细规定，为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脱贫“保驾护航”。

　　一段时间以来，脱贫攻坚一线一度出现“不想干事”“怕犯错不敢做事”“能力不足不会干事”等现象。对此，贵州坚持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考察识别干部，一些地方探索建立干部关怀激励机制，在培养使用上“优先选拔”，在教育培训上“优先考虑”，在干事创业上“优先鼓励”。

　　如，铜仁市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已提拔重用脱贫攻坚一线干部840余人、激励表彰1000余人，30余名基层一线干部曾被组织处理后因脱贫攻坚工作出色重新提拔使用。同时公开招聘极贫乡镇和深度贫困村所在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90人，安排150个乡镇公务员岗位面向脱贫攻坚中表现优秀的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进行专项招录。

　　今年1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进一步关心关爱脱贫攻坚一线工作人员激发决战决胜活力办法（试行）》，专门针对辖有贫困村的乡镇干部、贫困村干部、联系帮扶贫困村的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等脱贫攻坚一线工作人员，从培养使用、表彰奖励、待遇保障、人文关怀、抚恤救助等方面出台了具体措施，进一步增强了脱贫攻坚一线干部战斗力。

　　为确保尽锐出战，贵州注重选优配强贫困村党组织书记，不断提升基层组织战斗力。经广泛分析研判，贵州对3886名第一书记和5490名驻村干部进行了轮换。当前，贵州全省有8542名第一书记和4.3万名驻村干部在基层一线攻坚拔寨，实现了贫困村全覆盖。此外，贵州还在全省陆续开展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驻村帮扶不扎实、政策落实不到位、扶贫协作有差距、攻坚打法不精准“五个专项治理”，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扎实提高脱贫质量。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当前，在脱贫攻坚最吃劲的时候，贵州各部门各单位把党中央部署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决战脱贫攻坚工作相结合，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率先垂范，深入极贫乡镇、深度贫困村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帮助破解难题，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银 杨洪涛 李平 责任编辑：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