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锦 画

　　竹与茶同为风雅之物，旧时筑城但以竹名城，不以茶闻。清咸丰《贵阳府志·食货略》土贡、土物条中，鸟兽草木与人造之物均有访录。“竹之属”有斑竹、水竹、苦竹等十一种，品种、习性、功用述之甚详，不厌其烦。“茶”则笼统记诸为“食物之属”：“山园中间有种者，谓之丛茶。谷雨前采取，善于制造者匀细而香美，近时种之者弥众。”仅一言带过。民国《贵州通志·风土志》辑录前志所载黔地风物特产，贵阳茶名不显，于斯为盛者仍是竹类。详略显隐之间，其理自见。

　　贵阳虽无名茶，但其四围皆产好茶。贵定云雾是唐宋元明清“五朝贡茶”，都匀毛尖扬声巴拿马后号称“北茅台南毛尖”。至若龙里东苗坡茶、瓮安青山茶，乃至普定朵贝，湄潭眉尖，务川高树茶，无不渊源有自。黔中好茶在地理分布上，大概符合唐陆羽《茶经》写下的断语：“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在明代，全国七个进献贡茶的布政司和直隶州中，贵州贡茶每年均位列第二。到了清代，黔地贡茶产地相继扩容。素来茶名不彰的贵阳，也出了贡茶两种：花溪赵司贡茶和开阳南贡茶。

　　赵司贡茶出自黔陶乡，与当地先贤、清初著名诗人周渔璜有关。周渔璜为康熙四年生人，三十三年成进士，诗名之盛黔人罕有，所谓“名传冀北三千里”。郑珍赞其“诗当康熙，如日正中”。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刘海粟先生漫游黔中期间于花溪小憩，集诸家关于周渔璜之评论，称其为“黔中诗帅”。据传，一七〇一年，时任翰林侍读学士的周渔璜曾将赵司茶献给康熙帝，康熙饮后赞曰：“品尝周公赵司茶，皇宫内外十里香。”赵司茶遂成贡茶。

　　开阳南贡茶产于开阳县南龙乡白沙坡一带，“南贡”即南方敬贡之意。相传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在扬威将军梅仕奇处尝到梅的家乡开阳南龙的茶叶，觉得香味浓郁，连赞“好茶”，又说：“南方名茶甲天下，此茶又甲南方矣。”于是下诏令梅仕奇专办西南贡茶之事，梅仕奇竟成了一个不带兵而专办贡茶的扬威将军。

　　此二说皆颇富传奇色彩，又不见诸方志，恐是后人附会。但贡茶之名，当实有其事。民国《开阳县志》记载有南贡茶的采制方法：“于每年三月初摘取新芽，细小而嫩，入清水中洗净，取而滤干，入净釜中以文火焙之，每分钟搅五六次，待感到黏手时，取入竹器中，洁手揉叶，至卷而止。候热散尽，洗锅再焙，如是者四。但炒至三四次等，每分钟须搅动十次，否则叶色不均，粗细不匀。此后入竹笼中烤之，上盖以洁布，使火力均匀，茶气不散，至干而止，即成茶也。”又说：“采茶自清明起，谷雨前采者曰雨前茶，极细者曰毛尖，均茶中上品；四月采二次，曰上茶，至三次止。”

　　花溪赵司贡茶、开阳南贡茶并未享有其他贡茶的大名，原因很多。有史家认为，主要原因或与咸同起义有关。当时，开阳附近成为黄号君活动中心之一。一八五九年，起义军首领何德胜更是将黄号军大本营移至开州小轿顶山（今开阳县花梨乡轿顶山）。起义军在开阳境内与清军和民团多次激战，自然严重损毁了南贡茶原产地的茶树；又因开阳人口锐减，茶市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辉煌，南贡茶因此由盛转衰。咸同战乱后，开阳人多为外地迁入，无从了解鼎盛一时的南贡茶。清末有开阳人李清池，试图重振南贡茶，由此创立茧茶公司生产方、圆二种压饼茶，茶面上印有“开阳贡茶”字样，销行各县，为数甚巨。惜政局多变，加之管理不善而停办，殊为遗憾。事实上，历时二十多年的咸同之乱，战火几乎燃遍贵州，不仅仅是只有开阳的南贡茶元气大伤。此后都匀毛尖、贵定云雾等贡茶能重振旗鼓，终究还是与经营有关。

　　按明清两代茶法，茶叶分为三种类型：贡茶、官茶和商茶。贡茶专供皇家使用，严禁民间贸易；官茶在边疆地区用以交易马匹之用，明洪武年间，有司即在播州宣慰司等地设置茶仓，收购黔地各处茶叶，作为“边茶”运往藏区换马；商茶允许民间自由贸易，每年以销茶百斤为一引计税。但实际上，上贡的茶叶为数不多。明嘉靖《贵州通志·土贡》有载，贵州布政司“三年一次类解春茶芽共六十四斤一十三两四钱三分”，其中贵州宣慰使司“岁解本色茶芽一十一斤二两四钱二分五厘”，程番府“三年类贡茶芽五十三斤十一两六钱五厘”。故而贡茶产区所产的茶叶，大可以贡茶的品质，以官茶或商茶的名义行销天下。

　　茶香不怕山高地远，好茶也不专属帝王家。据史料记载，夜郎古国时期即有茶市，为中国最早。早期“盐茶互市”“茶马互市”走出的“盐茶古道”“茶马古道”痕迹，至今仍刻印在黔中的大山深处。元初兴工“站赤”，将贵州地域纳入全国的交通网络，湘黔驿道、滇黔驿道、川黔驿道、黔贵驿道皆交于贵阳，又明代奢香开“龙场九驿”。借由这些古代的“高速公路”，山民们将一袋一袋的茶叶放上马背，西进滇缅，南下湘桂，北上巴蜀，换取黔地所缺乏的食盐、米粮以及锅瓢碗盏。在清代文人的竹枝词中，也多有描写山民贩茶的情况。如余上泗《蛮侗竹枝词》：“白头巾破白衣颓，扶岸攀萝过水隈。草屋山腰童下指，呼爷牵犬背茶回。”后注曰：“白罗罗，罗鬼下姓也。衣襟皆用白。在龙里、贵定者多贩茶为业。”张澍《黔苗竹枝词》：“白蛮荒部聚山隈，不省开筵有箸杯。邻舍天烹三足釜，行人昨夜贩茶回。”其后注：“白罗罗与黑罗罗同而为下姓。饮食无盘盂，以三足釜灼毛齚血攒食。以贩茶为业。”

　　光绪年间，贵州茶产量约占全国第八位，遵义府的茶叶每年约有十万余斤行销渝、沪等地；安顺的茶叶香味尤盛，云南的茶商往往购去改充普洱饼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独山州九名九姓长官司、永宁州募役司和水西等地，出现了以产茶为主业的农家。发展至民国，黔地产茶大县不断涌现。有史料记载：一九三六年，贵州年产茶两百担以上的县有十七个。

　　筑城虽少产名茶，但藉由地理交通优势，黔地好茶多汇集于此中转，饮茶之风当由此而起。城内街道有茶馆，古道城外有茶亭。山国山城，举凡驿道要塞，常见五里一短亭，十里一茶亭。“何处是归程？短亭复茶亭”。对行脚路人而言，茶亭是消乏解渴绝好去处。茶亭角落搁一土缸，缸旁置只竹筒瓢子，任人取用。缸中茶水常足，由附近山民熬好后挑往，有的茶亭甚至常住老人一二，专事照料。茶水多为凉茶，用粗茶梗、苦丁泡成，茶色浓厚，生津清凉。疲乏脚软时，一碗入口顿时神清气爽。天南海北的行人偶遇茶亭，面山观风，不免奇闻异事，“聊斋山海经”。一袋烟灭，一碗茶尽，无言各别西东。真是“来不请，去不辞，无拘无束方便地；烟自抽，茶自酌，说长说短自由天”。茶亭的茶，生生有股子野生苍茫的况味。相较而言，城内的茶馆雅室里的茶，倒有丝被圈养了的味道。茶亭除了醒神凉茶，还有暖胃热茶，甚或专为行人泡饭的油茶水。这是旧时中国特有的温情。

　　有茶亭即有茶联。位于“黔南首关”图云关的茶亭，有清佚名联语一幅：“两脚不离大道，吃紧关头，须要认清岔道；一亭俯瞰群山，站高地步，自然赶上前人。”有劝人行正道、追前贤之意。同是图云关茶亭，清末明初筑城楹联大家刘蕴良，亦题有一联：“骊唱太匆匆，怜君去矣。请回看螺峰霞拥，牛渚云飞，远经万里关山，可能此景他乡有；鹃声何哽哽，盼汝归欤。须遥念龙爪蕨香，鸡枞菌美，好趁三春烟雨，快践临岐旧约来。”一幅他乡异客待归人的景象。刘氏还写有茶亭楹联：“怜君跋涉多累，且来解解渴儿，胸口边十分畅快；劝尔消停片刻，再去挑挑担子，肩头上几倍轻松。”语稍俏皮，忙里偷闲得几回。与此同义的，还有无名氏题在教馆茶亭上的一联：“宦海沉浮，炎凉世态，哪里有干净土，可消胸襟块垒；山河破碎，漂泊天涯，此间来品清香茗，暂息鞍马风尘。”这样一来，茶亭里不知有茶，还有异乡人的乡愁，匆忙客的清闲，落魄者的慰藉。

　　饮茶须有好水，清冽甘甜的井泉自然备受追捧。老贵阳贯城河一水分东西，沿岸水井星罗棋布。沙井、月亮井、薛家井等等凡二三十口。其中以大龙水井品第一，称一品泉。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山川》记载：“龙井，在城隍庙前，泉出石隙中，喷噀清冽，味甘甚于他井。贵州八景曰‘龙井秋阴’即此。”明人郭子章有咏龙井诗云：“曾闻龙井似龙湫，梧叶风生井千秋。石窦泻来冰鉴莹，银瓶汲出雪花浮。寒生玉液千家润，光吐丹砂万树稠。试问西湖名似者，清冷得共此中不。”城北居民多喜用龙井水，过去贵阳城中就有专挑龙井水为生者。龙井旁为城隍庙，后改为龙王庙，庙中香火颇盛。

　　城内有一品泉，城外则有圣泉。泉口位于黔灵后山，两山对峙间，清泉一泓从石罅迸出，汇入方池。四角亭旁立有石牌坊一座，上书“圣泉”二字。圣泉属间歇泉，盈虚有常，应时而至，异于他泉。一昼夜盈缩百次，又名百盈泉。郑珍《饮圣泉上》从圣泉盈缩看出了世事变迁。诗云：“历算有时差，洞渊穷九容。天与设悬壶，一勺肇鸿濛。盈虚应晷刻，浑盖相参通。大哉造化机，奇出无终穷。我从万山来，襟带含松风。独酌此泉上，兴酣呼白龙。往来五色虾，荡漾青黛中；神鱼掉尾出，闪映斜阳红。欲濯双玉趺，乃恐摇鲛宫。许赞不许究，邈然天地空。”圣泉历史悠久，据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本朝镇远侯顾成甃石为池，覆以亭，池中置一石鼓以騐水消长。其流溉田数百亩；亭侧有观音堂，岁时灼观焉。”后徐霞客、王士祯等文人墨客均留有笔墨，贵阳古八景之一“圣泉流云”即此。有这些好水，贵阳城中茶香更为浓郁。

　　茶须水养，水亦润生茶树。黔地其他名茶产区，都陆续发现了古茶树群，花溪久安古茶树是后来的事。久安是姚华故里，此处有古茶树三万三千〇三十五丛，国内已发现的最古老最大的栽培型灌木中小叶种茶树，也是目前最大的灌木型古茶树居群。据贵州省茶叶科学研究所专家鉴定，最老的古茶树树龄已接近千年，远超此前贵州最古的五百年树龄古茶树。贵阳茶名不彰，好茶后起，亦不无可能。（文/胡海琴 责任编辑/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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