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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与其饿着肚子熬,不如冒险搏一把”

  【编者按】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40年众志成城,40年春风化雨。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华大地发生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变革。贵州同全国一道,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


  12月18日,由省委、省政府主办,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当代贵州杂志社承办的“砥砺前行四十载·感恩奋进新时代”贵州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贵州美术馆拉开帷幕。当代贵州融媒体策划推出“图片故事”系列报道,撷取多幅展出图片,为您讲述图片背后的“改革印记”“开放之路”,在时光的记忆中感受日新月异的时代巨变,在历史的激荡中体会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


文/当代贵州融媒体记者 王琳


  踏着雨水洗净的通组路步入“顶云经验”发源地——顶云街道办事处石板井村陶家寨组,亮丽的村庄正沉浸在午后的寂静里。


  81岁的陈高忠神情专注地切着一根嫩绿的黄瓜,还没吃午饭的他准备简单弄几个小菜凑合一顿。


  阴郁的天气里,老人有些寡言。但提及“顶云经验”四字,老人的话一下多了起来。


  在陈高忠的记忆里,饥饿是从1962年开始。


  时间回溯到1958年,顶云公社(今顶云街道办事处)同全国农村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成为主旋律。尽管顶云自然条件较好,但在“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粮食短缺、收入低下成为常态。


  “为了吃饱饭,有的人拖家带口悄悄开荒种地,但最后还是被收为集体所有。”说起往事,陈高忠有些伤感。


  “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管你怎么干,照记10分工”。严重的“窝工”现象,使得顶云公社农民与全国大多数农民一样无法解决温饱。1976年,顶云公社陶家寨村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6元,人均粮食只有106公斤,许多人家过完春节后就已经断粮,生活艰难的群众怨声载道。


  在此困境下,原生产队长李国昌决定重新推选有能力的人担任生产队长,而最佳人选就是年轻有为的陈高忠。


  陈高忠对记者说,当上生产队长后,他提出“把生产队的田地和劳动力分成三个组;把15头耕牛和所有农具按组分发;生产队以前的账不管,重新建立新账。”


  尽管他提出的“三个条件”相当于变相的“包产到组”,与当时“队为基础”的生产管理方式相悖,一旦被发现,极有可能被打成“走资派”,会被批斗、甚至坐牢。但迫切解决温饱难题的陶家寨人心照不宣:“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改革,只想把肚皮填饱。与其饿着肚子熬,不如冒险搏一把,要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1976年秋,陶家寨人实现了温饱的朴素愿望。不满足于此的陈高忠提出更大胆的想法:“包产到户”,实现家家有存粮!


  但为了最大程度降低风险,陈高忠与生产队员李国昌、陶天云、陈忠富、罗定尧、罗国民6人商议后决定:大家必须“赌咒发誓”、签字画押。1977年3月,在一个清冷无月的夜里,陶家寨30户村民代表来到陈高忠家,在堂屋昏暗的煤油灯下签下合约,并郑重地按上“手模印”,率先实行土地“包产到户”,开创了“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顶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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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摁下手印的其中5位村民,右二为陈高忠(图片来源网络)


  自此,顶云公社率先打破不允许“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禁锢,它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成为我国农村土地改革最前沿的两面旗帜。


  尽管岁月转换,在陈高忠的脑海里依旧有那么一副画面:秋收时节,许多生产队顶着月亮夜战,到处都是抢收粮食、你追我赶的动人景象。


  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旗帜鲜明地宣传顶云公社“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和“定产到组”行之有效的作法。报道一出,社员们终于松了口气。


  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春天已然来临。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1979年,“顶云经验”在关岭全县范围内推广,一千多个生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这对当时推动农村土地改革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四十年春华秋实,四十年沧桑巨变。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顶云精神”,一直激励着顶云儿女拼搏创新,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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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云被誉为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第一乡。图为顶云街道办事处石板井村全貌(中共关岭自治县委宣传部供图)


  如今,以泸昆高铁关岭站为契机,关岭县城向西延展,中心区域面积扩大至9.3平方公里,是原来的3倍多;2017年关岭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5427元和7992元,增速均高于贵州省平均水平,小康实现率预计达9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