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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就是心灵史——浅谈《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

作者:鲍鹏山 编辑:张玲玲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8-09-13 09: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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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鲍鹏山 著 商务印书馆


  一个独特的文学史


  《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最初是作为文学史来写的,而且是命题作文。2003年,当时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我的老师贺圣遂先生,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一个独特的文学史:立足于名家和名著,更突出作家作品的展示,以点带线,突出和深入一点,并主要侧重读者的感性体验。


  贺圣遂老师在做文学史类图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做过两本非常有影响的文学史,一套是章培恒、骆玉明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下),后来修订为《中国文学史新著》;还有一本骆玉明先生的《简明中国文学史》,都是在他主持复旦大学出版社工作时出版的,前者当时全国轰动,成为现象级的出版盛事,后者后来还出了英文版,版权输出到英语世界。可以说,贺老师在文学史著述的组织和创意上,非常有想法,并且非常成功。


  我在读大学时,包括后来在大学做文学史教学时,使用的是游国恩的文学史,辅助的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的文学史,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文学史,刘大杰先生的文学史,后来还有褚斌杰、袁行霈、李修生等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这些文学史都是给大学的专业学生读的,侧重知识性和系统性,是立足专业教育的教材。


  贺圣遂老师让我撰写的文学史,我当时的理解,是要给一般的非中文专业的文学爱好者,写一本感性化的文学史,不以知识的体系性为目的,而以文学自身的魅力来感动读者。


  丘吉尔讲过一句话“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是写历史”,我们给读者描述出什么样的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给读者建立一种文学的概念。所以,可以想象,贺老师让我写这样一本文学史,我的压力非常大,同时也感到很荣幸,文学史的写作在中国有那么多顶尖的学者,贺老师看重我,让我这样一个学问肤浅的人来写,当时非常感动。好在,我有近20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经历,并且给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生讲过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文学史和文学大家。而且,我的讲述,更侧重于对作者内在心灵气质的理解,对作品艺术感受力和哲学意义的延伸,这可能也是贺老师选中我的原因吧。


  2006年,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是在复旦大学出版社,书名叫《中国文学史品读》。初版12年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重版了这本书,书名改为《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感情记忆


  我阅读和使用过的那些文学史,写作者几乎都把写作对象想象成是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所以是以专业知识的介绍作为写作的主要目标,其成书的风格、气质、面貌,是大学中文专业教材。


  我想,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把文学史写得让非专业的读者也能读,也想读,读了觉得有收获。中国文学史中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家,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品,把这些作家和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心灵中的某种真实展现出来,这才是所有人都有感受、都会感动的东西。就文学及其历史而言,物理的真实固然很重要,是基础,但我们更需要一种心灵的真实,因为这种真实才能超越时空,超越一个作家自身经历经验和作者之间的隔膜,而且,我觉得,心灵的真实才是本质的真实。我们物理地探讨一个作家的生平和某一作品的创作背景,很重要;但是,让所有人共鸣的不是他的经历,而是他在某种特定背景下和个人经历下心灵的震颤。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民族的文学来看一看这个民族的心灵?这不仅需要事实的考据,还需要心灵对心灵的体察、体谅和体味。古人特别喜欢讲读诗文时的“涵泳”,朱熹说:“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所谓‘涵泳’者,只是仔细读书之异名。”陆九渊在《读书》诗里也写道:“读书切忌在匆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涵泳”已作为一种读书方法被提出。再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正渊明诗意,诗字少意多,尤可涵泳。”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汪洋。”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二九:“熟绎上下文,涵泳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曾国藩在《曾国藩家书》中说:“涵泳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涵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之表。”所以,所谓“涵泳”,其实就是指阅读者沉潜到作者作品的心灵深处,去体会他的心跳,体会他的内在情绪。在今天,在学术化对物理真实近乎偏执追求的情势下,对心灵真实的体会和感悟,才是文学史必须坚守的一隅。


  这本书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刚好40岁,在大学里一直讲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把近20年在大学里教学的很多想法,包括在课堂上的一些灵感都浓缩在这本书里,可以说,这本书带着我本人很多青春时期的色彩,以至于我在重版时曾经犹豫是否要做一些语言上的调整,使其看起来更沉稳和理性一些,但最后还是按照原先的样子几乎一字不改,毕竟这里面有我个人的青春记忆,它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大学讲坛上讲课时的经历。其实,中国古代文学史,不也是我们民族的青春记忆吗?


  让文学回到最初的功能


  作为文学工作者,我经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文学最初的功能是什么?难道是一个专业?是一个职业?是创作者的职业?就算是职业,创作者给社会提供的文学作品是一种产品吗?就算是一种作为交换的产品(商品),这种产品的功能是什么?读者或受众为什么需要这种产品?


  我想,如果我们回到原点,文学最初的出现,“杭育杭育派”也好,“举重劝力”也好,“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也罢,文学最初的功能首先是心灵的表达,然后用我的心灵表达感动另外的心灵。就像卡尔·雅思贝尔斯说的,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要讲清楚文学史,讲清楚文学,讲清楚作为心灵表现的文学,你自己就得是个心灵,就得是一棵树,一片云。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这种喜怒哀乐往往是非常个性化的,但是实际上又有很多共性,有着共性的模式。每个人被触动内心中喜怒哀乐的条件是不一样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但是由此产生的类型感受却是有相同之处的,不然文学怎么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呢?为什么2000多年以前的《诗经》《楚辞》,1000多年以前的李白、苏东坡这些人的作品能够感动我们?一定是有共性的东西。如果我们把文学史看作是一套知识体系,我觉得这套知识体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你把文学看成是人类心灵的表现,让每个人面对生活的时候,都能从文学中找到类似的情感经历,他就会因此而心灵丰富。


  文学的起点是作者自己的内心感触,文学的终点是他的感触感动了读者,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感动之中,我们的心灵越来越柔软,我们的内心越来越敏感,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物质化的时代,我们变得很懵懂,甚至很麻木,但是文学可以让我们的心灵重新回归人性。(作者:鲍鹏山,系上海开放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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