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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些事:天涯、海角、烂尾楼

作者: 编辑:孙远铭 来源:中新网 发布时间:2018-11-07 10:40:00
 



  1998年,旅客在通辽至集宁的火车上。火车是百姓出远门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改革开放,让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离开故土,踏上追梦的旅途。王福春/摄

  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它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年代。正是有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过渡期,上世纪80年代的价值才会转化成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天涯、海角、烂尾楼

  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宝全,正兴高采烈地准备拍人生第一部商业电影,却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撤项的通知。“不就50万元吗?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元再拍”,张宝全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

  他带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经济特区。“飞机门一打开,闷热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张宝全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我本来就怕热。”但张宝全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个年代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而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

  为了节省费用,张宝全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没有空调。“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塞在床下面。”他边等机会边找朋友。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3人,张宝全希望成为第四个人,结束“无业游民”的状态。

  有一回,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这也是张宝全第一次进K房。老板介绍说:“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

  “当时我觉得很丢人。”2016年,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张宝全还记得当时的尴尬,“你还不如那个陪唱的。南方人只看钱。那时候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万元户和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后来张宝全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张宝全就是个文人,做生意不行。“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张宝全只好离开深圳,几个月后,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

  初到海南,张宝全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热的空气,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咣当咣当”,“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要挣钱,到海南; 要发财,炒楼花”。

  后来与张宝全并列地产界“京城四少”的冯仑、潘石屹都已经在海南开始原始积累。张宝全刚到海南时,冯仑的万通正在募资,还有人找过张宝全让他募股。当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房地产公司就有2万多家,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



  1992年,深圳,人们蜂拥而上抢购股市抽签表。

  “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抵上现在的亿万富翁,张宝全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一个从北京下海的人,身无分文,借了200万元,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专门跑当地领导,请领导吃饭、娱乐,结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就真的有钱了。暴富后这个人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答应帮家乡政府脱贫,县里筹集了2000万元交给他,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他把钱买了地,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

  “土地价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负翁’了。”张宝全回忆起这位朋友的惨况,“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2000万元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最后老家公安局来人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彻底完了。”张宝全说,泡沫时,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

  刚到海南的张宝全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科长、处长都跑了一遍。”张宝全记得,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3元,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离工商局快100米时就下车,把衣服弄好,然后走进去”。

  张宝全记得那时有个“麻科长”,“那个科长满脸麻子,招待他不仅得请吃饭,还得请唱歌、请跳舞”,一个月下来,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整个公司就张宝全一个人,“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行长助理希望张宝全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张宝全,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

  一天,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很认真地找我谈判,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而我当时就一个人”。谈判的条件是: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分利润。

  “我当时一听就乐了,因为我没钱,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银行有的是钱,就是不会干活,所以利用我来经营。”很顺利,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张宝全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那时已经是1992年年底,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

  半年后泡沫破灭时,张宝全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3个项目。“钱肯定收不回来了,但是资产全在,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虽然价格掉下来了,但还没有变成负资产,至少金融机构没有损失,只是没法变现了。正因为这样,银行也很感激我。”

  在海南时,张宝全还买了一艘船做海运生意。王石早年在深圳创业,也是从海运起家。“判断经济过不过热就看船的运价:经济过热,这个运价一定涨50%甚至翻一倍,都是货主在找船,船东天天在家躲着睡觉;经济不乐观时,像现在,船东都在到处找货,还找不到货主。”



  1992年8月,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一位小伙子排了两天两夜的队,在发售前半小时被清理出列。张新民/摄

  张宝全一边做海运,一边做房地产。“刚开始我真正做生意挣钱的是海运,后来房地产开始崩塌,海运公司还支撑了我们的过渡。”

  从1992年10月注册公司到1993年6月海南地产崩溃,张宝全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洗礼。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倒闭了95%,海南出现三大景观——“天涯、海角、烂尾楼”。

  1994年,张宝全回到北京,重新创业。“南方很市场化,海南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什么叫市场。”当年北京的创业环境还很差,“北京还是双轨制,在北京做地产,要不就是国营企业,要不就挂靠国营企业,都要靠关系”。当时北京只有10家国有企业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张宝全想开发如今位于西直门的今典花园项目,就找到住总合作。但因为换领导等原因,最终没能成功立项。

  张宝全只好转跟民政部一家有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合作,但刚盖完章批下来,这家公司就出尔反尔了。“以他们的名义立完项,他们就想把我踢开,把这个项目卖了,赚一笔钱走人。”张宝全很生气,“我前面做规划、买拆迁房,已经花了几千万元,那几千万元就算担一半也足以让我破产。”

  后来张宝全找到北京建委申诉,说这家公司只有资质,根本没有开发实力。北京建委后来就批示:民政部这家公司须在两个月之内打2000万元保证金到建委账号,否则撤项。

  “1996年,那是房地产最低潮的时候,他们疯了似的上蹿下跳找钱。但这两个月对我来讲,也像判了死缓的感觉。”万幸的是,对方最终没有找到一分钱,立项被撤销后项目终于回到了张宝全手上。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南市场,培训了一大批企业家,后来成名的92派企业家很多都曾在1993年经历过高峰和崩盘。”张宝全说。

  深圳“8·10”股疯

  1992年8月,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他们日夜排队,一系列失控在8月10日夜间引发混乱,深圳市政府紧急应对,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易骏鹏如今在广东某事业单位任中层,1992年8月8日前,他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深圳初中生。8月8日这天周六,晴。正放暑假的他不到7点就被叫醒。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1998年11月25日,河南嵩县车村镇高峰村,选举村委会主任的投票结束后,工作人员在统计选票。高峰村83户农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做主,选定村里的“当家人”。王颂/摄

  母亲也在旁边催 :“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水壶、扇子、驱风油,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10多张身份证。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易骏鹏只记得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 :“打新。”

  上世纪90年代初,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股民“打新”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一般情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涨的。“打新”确实能挣钱。易家人去排队时,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而且持续疯长几个月。

  1992年3月,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涨了近两倍。

  上海更热闹,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即沪市综合指数)从前日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身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元。

  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应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抽签”的方式。

  8月7日,深圳发布1992年新股发售公告: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一个身份证购一张,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身份证,每张抽签表100元。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1992年8月9日至10日。

  股民很容易算出,按行情,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如果投资1000元买10张抽签表,除非运气太差,怎么都能中一张,中了购1000新股,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要是中了签不炒股,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易骏鹏听父亲说,有人在上海买了300张认购券,算上雇人排队和租身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元,转手卖出,数天净挣70多万元。



  1991年,海南海口市区,街头的小摊及租买房广告。

  8月7日的《深圳商报》头版刊载了公告全文及全市303个销售网点的具体地址。彼时的《深圳商报》向全国发售,并因提供经济特区动态受到全国关注,报纸当天就可以通过航空运达哈尔滨等国内各大城市。加上电台广播、座机、寻呼机的畅通,无数和易骏鹏父亲一样想在股市发财的中国人,很快确定了消息。

  消息灵通的股民更早听到风声开始行动。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易骏鹏一家当时住在罗湖东门,处在深圳商业集中的老城区,占尽地缘优势。可当他们提前两天开始排队,时间刚到8月8日上午11点多,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

  “很多人,人挤人,到处都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深圳晚报》编委、知名摄影师赵青回忆时,找不到比“人多”更直接的语言来形容那火爆场面。他用胶片相机记录了数百个拥挤又无奈的排队现场。回忆那画面,赵青欲言又止:“他们拼命地喝水,看着真可怜,那么多人排队,希望很渺茫。”

  他记得荔枝公园正对面的一个小营业点,为了买新股,在现场公安的引导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接一个,伸出手臂环抱住前面的人。

  “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认识不认识,都前胸贴后背。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易骏鹏感慨。但当时,挤在长队里的他才13岁,脑子都是蒙的,浑身难受没法思考。“怎么能不难受呢?排了几天几夜,困了就挤在那里睡觉,不敢彻底睡死了,怕被别人挤出来,打着瞌睡一步步往前挪。”他说永远记得队伍里的味道——奇臭无比,大家昼夜排队都没洗澡,那些大老远从外省来的人则可能从挤上火车起,就没有好好洗漱休息过。

  还有不少排队的人来自深圳、东莞的工厂。一些工厂老板暂停业务,给每个工人几十元的报酬通宵排队。工人们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老板就给深圳“二线关”附近的农民塞钱,让他们带路钻铁丝网避开检查。多位亲历此事的深圳退休官员说,当时有约120万人在全市300多个新股认购网点排起了长龙。

  深圳市政府在8日成立了协调秩序的指挥部,投入七八千警力。“每个点都有公安维持秩序,到9日上午,又加派了武警、边防战士。”赵青说。一位前驻深军人记得,他所在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1993年9月24日凌晨2时27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申办奥运会直播现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的结果惊呆了现场所有人——北京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澳大利亚的悉尼,无缘主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刘占坤/摄

  秩序维护的需求,起初是由于股民们急迫中签发财的兴奋,后来则是梦碎的失望与愤怒。一些网点开放不到1小时,就宣布抽签表卖完;一些网点秩序失控,开售时间不断推后,每晚一分钟开售,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甚至开骂网点营业员。股民怀疑有工作人员舞弊,数千人排长队,只有几十人买到,黄牛们却手握一大把抽签表叫卖,价格比原价高了好几倍。

  偏偏天气也很磨人。“三十几摄氏度的高温,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人们昼夜排队,厕所都不敢去上,肯定受不了。”易骏鹏在现场还看到有人昏倒,执勤的公安用瓶装水浇他的脑门。

  熬到又一个天亮,混乱却继续升级。8月10日出街的《深圳商报》头版印着股民们并不想看到的结果——《我市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天发售完毕》,导语强调:“至昨晚9时许,全市300多个网点已全部销售完毕。”前来上班的网点营业员也一遍遍大声喊:“没有了,没有了。”人们不肯离开,继续围着,易骏鹏眼看排了一两天的队伍在几秒内被挤得乱七八糟。

  为稳定局面,远在新疆带队考察的李灏(深圳市委原书记、深圳证券市场主要开拓者)提议寅吃卯粮,把次年的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发行,8月11日下午继续发售。深圳市的印刷厂连夜开工加印兑换券,事件才就此稳住。11日下午,人们再次聚集排队购买可以兑换股票的机会,不眠不休。

  深圳股市“8·10”狂热后,新中国股市出现第一轮熊市,证监会因此成立,人们心中“买股票一本万利、抢新股一翻十”的幻想终于破灭。

  1992年12月,深圳市委公布“8·10”事件调查结果:私买抽签表10万多张,涉及干部、职工4180人。很多亲历者相信,真相可能比这更严重。“那一场风波中,算来算去,只有小偷最幸福。”易骏鹏开玩笑,他说排队的股民身上都带着大量现金,股民们内斗外斗,筋疲力尽,小偷不停得手,得手了就去享受。

  从村子到“世界工厂”

  1994年年初,黎永汉第一次见到火车站。站在人潮汹涌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上,他一眼就看见候车大楼两侧的八字标语——“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兴奋之余,他拉着湖南同乡在火车站广场驻足观望。

  半小时后,他们扛起行李准备去汽车站买票,一掏裤兜,钱包没了。一气之下,他和两个同乡决定步行到顺德找老乡借钱,“走了一夜,到顺德后却停留了10年”。

  1996年年末,晁停向家里借了200元,邀上几个同乡好友去东莞 “打个零工”,顺便 “看看世界”。长途大巴在107国道上行驶了两天两夜后,终于把他从驻马店带到了东莞,“屁股蛋子都麻了”。为了能在东莞谋份工作,晁停已做足准备:本是1979年出生的他,办身证时硬是给改成了1977年。没有工厂敢要17岁的未成年人,“正是当年把年龄改成19岁,才有了后来在东莞的快乐时光”。

  1992年以来,每年都有1000万以上外省人来粤打工。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数字达到1500万。加上广东本省流向珠三角和城镇地区的人数,广东流动人口在2600万以上。

  湖南人黎永汉和河南人晁停的经历,是2600万外来人口上世纪90年代在珠三角打工的真实写照。

  离开湖南永州蓝山的家时,黎永汉去山庙的神龛前拜了拜。“不出去不行啊,不出去留在这也是没钱。”“现在人人都是去广东,您老说我赚得到钱不啦。”“没事,就当碰碰运气,见见世面,干几年就回了”……他对着神龛一通絮叨。

  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县级市的顺德是中国民营经济重镇。自改革开放起顺德便深受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理念影响,民营经济风生水起,正如民间俗话,“不找市长找市场”。黎永汉的老乡当时正在一家民营家电企业打工。

  黎永汉进的电器厂在当时被称为“家电专业街”的新宁路上,上世纪90年代,这条街上的电器行一字排开,宣示着顺德“中国家电之乡”的地位。黎永汉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有时会加班到夜里9点。在装配车间,他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条滚筒线,但他不能坐下,需要时时提防空调成品错位。

  “那时的流水线都很枯燥,很多流程全凭人力,哪像现在都搞什么人工智能。”白天调试电器,夜晚冲凉睡觉,生活枯燥却也简单。第一个月黎永汉拿了400元工资,他给家里寄去一半。两年后他升职做了车间组长,工资涨了100元。那是1996年,从那年起他也开始作为“老人”,给湖南新来打工的老乡介绍工作。

  如果晁停在1996年不“随大流”来到东莞,他也许现在还在驻马店市泌阳县割草、喂牛、养鸡、种地。“当时身边人都出来了,问去哪里,回答都是广东,说那里机会多,钱好赚。”

  据他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驻马店,家家户户仍以务农为主。许多年轻人家境贫寒,但憋着股劲儿要去南方看看,于是从驻马店步行到广州、佛山、东莞、中山这些珠三角城市。“走路至少得好几个月,就沿着铁轨走。”一列列火车飞驰过后,这些年轻人就捡从火车上扔下的残食充饥。

  由于一无所长,晁停最初和同乡在东莞流浪。不久他便被带入派出所,原因是没有暂住证。1984年,深圳正式实行暂住证制度,对非本地户籍人口进行管理。

  上世纪90年代初,珠三角各城市经济迅速崛起,但也出现因查暂住证而导致的各类社会事件。2015年2月,中国正式废除暂住证制度。“大卡车拉了一车人,都是河南、四川、湖北这些地方的,到了派出所,所有人靠墙站,一个个审问。”不过晁停是幸运的,由于审讯者是河南老乡,对他的审问也就不那么严格。几天后他重获自由,托老乡介绍进了东莞138工业区的一家造纸厂。

  由于工资过低(200元/月),半个月后他就辞职了。那年年底他回了趟家,老家父母为他谈拢了一桩亲事。

  1997年年初,晁停和女友从驻马店再次出发,这次目的地是中山。抵达广州后,两人前往流花客运站搭中巴前往中山市小榄镇。晁停还记得那辆中巴车装有墨色玻璃,他和女友刚上车,车门便立即紧闭,随后他看见几个戴墨镜的男子边吸烟边抖腿。对方呵斥他“交包交钱不杀”,晁停这才意识到这是辆黑车。

  “上世纪90年代这种黑车遍布珠三角,上车就得交钱包。”那次不愉快的黑车经历后,晁停在中山待了几个月,“什么也不会,很多流水线上的技术活儿都不会”。于是在1997年年末,他不顾女友反对,回到了朋友和老乡众多的东莞。“老乡多就是感到踏实。”

  回到东莞后,晁停进了位于东莞塘厦的利峰玩具厂。当时东莞凭借廉价的土地、人力等有利条件吸引着港商的进驻。“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模式助推东莞迅速成为“世界工厂”。

  晁停进入利峰的第一个月便感觉不对劲。进厂时对方承诺的工资不光无法兑现,甚至根本不发工资,只是为员工提供伙食和住宿。晁停当时觉得气愤,但却惊讶于其他工友的沉默。“渐渐地我和他们一样,也懒得去找工厂问了。”

  黎永汉在这一年遭遇的困境和晁停如出一辙。“电器厂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到最后就完全不给了。”

  珠三角的不少工厂在上世纪90年代面对员工讨薪时,先安抚并满足那些代表工人出面的几个刺儿头的要求,随后迅速辞退讨薪闹事的普通员工。不得不说这一招效果甚佳。

  晁停入厂不久,发现厂区越发变本加厉:员工被限制在工厂区域内活动,工厂全天候大门紧闭,不允许任何工人出厂。晁停特别气愤,随后和几个同乡一道翻墙,逃离了那个在他记忆里形似牢笼的玩具厂。

  1998年年初,晁停再次通过老乡介绍进入一家玩具厂。“那倒是家正经的厂,好几千号人呢。”在这家名叫“合俊”的玩具厂里,他被分配至喷漆部,负责给玩具喷漆加工。当时他每月能领到500元的工资,“待遇上去了,生活质量也得跟着提高”。随后他入手一台300多元的寻呼机,别在腰间威风凛凛。

  “其实就图一好看。说实话,上世纪90年代的车间都是很苦的,流水线上的活每天得干到晚上10点,哪有时间玩寻呼机啊!有人呼我也没空给他回啊!”

  两年后,晁停和女友双双辞职,回老家驻马店结了婚。2004年,他们重返珠三角,不过这次不再是回东莞,而是去佛山。“快40岁了,做不动流水线啦,不过真怀念打工的上世纪90年代,骑着变速山地车乱跑,嚼着口香糖打着响指去泡妞,每月工资全部花光以后一身轻松,这些都是上世纪90年代才做得出来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是我的全部青春。”

  “现在村里再有年轻人出门打工,人家会看不起你哩。”晁停说。与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潮相比,中部城市开始人才回流。“新闻里天天说农村空心化,我看就不准确。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确实被抽空了,但如今有些发展起来的农村反而留得住年轻人。”晁停说。

  黎永汉不这样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从永州蓝山前往广东打工。20多年过去了,他所在的乡村还是以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上世纪90年代早就过去了。一切都变了,一切也都没变。我反正打算继续在广东打工,哪怕经济环境再艰难,总比待在老家好吧?”

  (本文摘自《我和我的九十年代》新周刊编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邝新华 苏静 赵渌汀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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