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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欧洲”的困惑

作者: 编辑:张婷 来源:当代先锋网 发布时间:2019-04-13 19:23:26
 

“为什么是欧洲”的困惑

——评《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文|翟   宇


  对于贡德·弗兰克和阿明这样的深受马克思主义传统影响的激进左翼学者来说,1500年之后的欧洲不仅是个小偷,更是一个强盗。在他们眼中,其时的欧洲就像是一个免费搭乘亚洲列车的逃票者,到了1800年通过种种手段成为列车长了。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加州学派要温和一些,但是欧洲在他们眼中的形象也不怎么样,基本上就是一个暴发户形象。在加州学派代表人物戈德斯通的著作《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欧洲也是作为暴发户形象出场的。


  戈德斯通这本书介于学术研究和普及读物之间,所以既适合专业人士阅读也适合对其主题感兴趣的非专业读者翻阅。基本上,戈德斯通认为,1800年之前,西方或者说以西欧为代表的欧洲和北美在生产水平、民众生活质量等诸多领域并没有与其他地区形成根本的差别。真正的区别或者说欧洲的领先出现在1800年前后,而在这之前,欧洲在许多方面不仅不是领跑者,基本也就算个追赶者。和彭慕兰一样,戈德斯通认为,所谓的大分流出现在1800年。这样看来,该书是一本标准的展示加州学派观点的著作,其最核心的观点与彭慕兰、王国斌等学者的观点差别不大。但是,在具体叙述中,戈德斯通的一些认识还是很有意思的。


  戈德斯通对之前时代盛行的欧洲中心论的总结是高度概括的,也是相当准确的。比如,他指出,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划分是以西欧的历史发展为摹本的,马克思对东方的认识与对西方的认知完全不同,印度和中国在他眼中直到19世纪仍是庞大而停滞的帝国。(23页)毫无疑问,只要不是出于别的目的利用和消费马克思,必须承认,马克思看待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观点是标准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他所处时代西方学者的看法没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怎么认为是一回事,而这种认识是不是适用于中国历史是另外一回事。问题在于,如果所有的学术研究哪怕在细节上都要和经典作家的每一个判断相吻合的话,那么马克思怎么认为就会和学术研究的主题是否处处适用马克思的观点相混淆。很多时候,马克思的原意其实很清楚,但不少学术研究却为了学术之外的目的硬生生地歪曲甚至不惜朝着相反的方向解读。


  概括完欧洲中心论种种不同的变体之后,戈德斯通直接亮明了他的观点。他指出,至少在1750年之前,东亚和西欧在人口、农业、技术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差别。(25页)在该书中,戈德斯通在大分流出现的时间认定上有所反复,但是总体来说,他认为1800年前后是个准确的时间点。我认为,在该书中,除了这一主要观点之外,戈德斯通另外两个观点很值得重视。


  其一,和弗兰克与阿明甚至霍布斯鲍姆以及沃勒斯坦等人不同的是,戈德斯通并不认为西欧的帝国主义行径或者说西欧的殖民扩张对西方的崛起起了多大的作用。尽管在《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弗兰克雄辩地论述了欧洲直到1800年在全球并未占据优势地位,但是在论述到为何这种情况在1800年之后出现逆转的问题上却显得相当乏力。弗兰克的路数和传统的反帝国主义论调没有大的不同,那就是把欧洲的崛起归于其殖民扩张的结果。但是,戈德斯通却反驳了这种论调。他指出,在近代早期,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没有那么重要,欧洲其时参与亚洲贸易的程度有限,这种跨洲性质的贸易量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并不大。(70页)而奴隶贸易的利润推动了欧洲的经济增长或者说工业化进程的启动的认识也是不真实的。因为这些利润大部分并没有投向工业,而是用来填补奴隶起义、革命以及内战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戈德斯通颇有道理地指出,如果奴隶制和殖民地真是启动工业化的关键因素的话,那么早就在使用奴隶并投身殖民地经济的罗马人、蒙古人、奥斯曼人甚至后来的西班牙人就应该在现代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们恰恰没有。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和奴隶制关联不大的地区,比如英国、瑞士和比利时等地区。那些涉足殖民地经济较深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在欧洲的竞争中最终不敌那些殖民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如英国、德国和俄国。所以,“认为1800年以前西方的崛起是以殖民地和奴隶制为支撑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82页)戈德斯通进而明确地指出,并不是殖民主义和武力征服导致了西方的崛起,而是西方的崛起才使得欧洲能够通过强权而在全世界进行扩张。(83页)当然,戈德斯通并不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他也公平地指出,尽管帝国主义不是导致西方崛起的原因,但是帝国主义的确使世界上很多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滞或者衰退,这种停滞和衰退在有些地方甚至持续了几个世纪。(84页)尽管如此,戈德斯通和弗兰克这样的激进左翼学者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后者那里,帝国主义是欧洲崛起的最大原因。戈德斯通否定了帝国主义在欧洲崛起中的作用使得其鲜明的反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显得有些暧昧,因为对帝国主义的严厉批判一直都是反欧洲中心论的基石。去除了殖民扩张这一外在因素,实际上,戈德斯通关于欧洲缘何崛起的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了,那就是其原因要在欧洲内部的发展寻找。


  其二,戈德斯通认为,欧洲崛起最大的助力来自于科学革命。正是科学革命为欧洲开启了新的世界,欧洲的生产能力借助科学革命大幅扩张,最终导致了工业化的出现。戈德斯通正确地指出,在1500年到1700年间,天主教会对科学的态度实际上比较开放。科学革命并不是完全在新教的主导下发生的,天主教的力量也参与其中。(56页)在中国大陆,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都对天主教会对科学发展的扼制大加挞伐。一般的观点都认为,科学和宗教是不相容的,天主教会每每企图扼杀科学的发展,尽管在宗教屠刀的砍伐下,科学伤痕累累甚至命悬一线,但是代表进步的科学最终战胜了作为落后甚至迷信势力代表的宗教。在一个信奉无神论的国家中,这种认识是必然的,但却和历史的事实存在一定距离。在中世纪晚期甚至近代早期的西欧,科学(自然哲学)、宗教甚至魔法都是纠缠不清的。甚至是牛顿,在白天钻研万有引力之余,还会在夜晚操弄着炼金术的秘密,以求通过这种魔法参透宇宙的终极奥秘,以此来光耀上帝。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被视为受到天主教打击的科学圣人而进入了无神论科学史观的万神殿。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哥白尼的研究得到了诸多宗教人士的支持,他自己就是个教士,他划时代的著作是在教皇为首的宗教人士的鼓励下出版的。而布鲁诺的死实际上关乎自由,但却不是为了科学才惨死于宗教的屠刀之下的。伽利略确实在晚年受到了天主教会的打压和软禁,但是,这是一个比简单的图画式描述复杂得多的故事,其中涉及伽利略和不同派别宗教人士的关系,教会对伽利略相关观点在社会控制方面可能造成后果的担心等等。


  也正是由于戈德斯通把欧洲崛起的法宝一股脑地押在了科学革命的身上,才使得他在该书中的整个理论说明充满了张力和矛盾。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在于,欧洲的科学革命,其主要事迹发生在17世纪,而在戈德斯通的叙述中,欧洲直到1800年之后才展示出特殊性或者说才真正处于领先地位。如果像戈德斯通以及其他持差不多观点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欧洲直到1800年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么何以在1800年这之后就突然崛起了呢?这一类学者基本否认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有任何特出之处,戈德斯通自不例外。而当他祭起科学革命的大旗后,这种矛盾就显而易见了。如果欧洲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那么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之前科技更发达的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兴起呢?戈德斯通自然意识到了这个矛盾,所以,他才矛盾地提到欧洲之所以能兴起科学革命就是因为欧洲一些国家有着比较特殊的社会环境。如戈德斯通所说,18世纪初始,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开始出现保守趋势,统治者们纷纷加强正统宗教或者意识形态的权威,宗教经典再次确立了主导地位,之前那种包容多元化宗教和知识的社会氛围开始消失。(142页)而在欧洲,情况却大不一样。那种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开始出现,科学家、工匠、商人之间的那种紧密合作在英国的典型发展促发了科学技术的进步。(156、158页)戈德斯通在之前的行文中认为,欧洲在近代早期政府体制方面的变化并没有通常所认为的大,而同时段内亚洲的变化也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小。(125页)这种思路在其行文中处处暗示,欧洲的崛起和特殊的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均无关系。然而,在后面的叙述中,戈德斯通又指出,英国特殊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精神生活使得其在欧洲率先实现了创新和科学工艺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200页)然而,戈德斯通并不甘心承认欧洲却有其特殊的一面,一再指出,欧洲在16—17世纪的科学发展完全是以800—1400年伊斯兰科学的相关发展为基础的。(199页)不仅如此,为了消解由于承认欧洲具有特殊性而来的欧洲崛起具有必然性的结论,他还给予历史发展偶然性的一些表现以相当高的地位,但是其结论却很荒唐。培根是现代实验科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戈德斯通也认为,正是由于培根哲学在英国的兴盛才导致了英国科技的大发展。他进而指出,如果培根不是由于法官生涯的过早结束,那么英国很可能不会出现实验科学与工业制造的结合。因而,英国现代经济的成长必须被视为一种偶然性的进程。(198页)戈德斯通此间的种种矛盾就在于不愿承认欧洲的崛起有其内部的特殊性因素,而在否定了殖民统治这一关键的外部因素的有效性之后,他仍不得不回到欧洲内部去寻找某种或者某几种特殊因素,但是这种回归再往前一步就是他终身著述所极力反对的欧洲中心论。戈德斯通否认欧洲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崛起存在太多的关联,然而他不仅指出欧洲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政府力量(114页),更认为英国人能够拥有一个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国度与英国的崛起息息相关。(140页)这种矛盾最荒唐的表现在于,戈德斯通一再暗示欧洲的那些民众自由权利的扩展并不比亚洲那些看似专制的国家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连英国在18世纪一直是欧洲甚至全世界税收最高的国家这一点也被他用来证明欧洲并不比其他地方拥有更多自由。(132页)这其中的荒唐在于,英国的此种表现正说明其国家建构的有效性,这正是其现代的表现。欧洲其他国家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是落后于英国的,而那些亚洲国家赋税的低水平说明的正是其前现代国家的面貌,其赋税低水平不能说明其专制水平同样低度。总之,戈德斯通的这本大作在我看来更多地解决了“是欧洲”的问题,而在“为什么是欧洲”这个问题上却因其立场的限制显得矛盾多多且论述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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