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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猫头鹰》:希望与绝望的交响曲

作者:陈斌 编辑:徐微微 来源:平凉新闻网 发布时间:2018-09-12 11:16:31
 

  《瞎猫头鹰》是伊朗现代著名作家萨迪克·赫达亚特(Sādiq Hidāyat,1903—1951)的代表作,在伊朗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是伊朗跻身世界经典现代派小说之列的少数作品之一,也是学界对之研究最多的一部伊朗小说。因该小说至今在伊朗一直被列为禁书(其间有短暂开禁,但很快又复禁),伊朗学界多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这部小说,视点多落在小说荒诞悲观的色彩上,并将之与赫达亚特本人的悲观厌世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部悲观颓废有毒的小说。西方学界与中国学界更多地看到了该小说作为20世纪现代文学对“异化主题”的深刻揭示,认为这是一部卡夫卡式的经典作品,在分析论述时侧重于其所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对作品中蕴涵的伊朗琐罗亚斯德教传统文化因子分析不足。本文即尝试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

  《瞎猫头鹰》内容荒诞离奇,笼罩在神秘的迷雾中。整部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讲述了一个似梦非梦的故事:“我”是一位画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笔筒上画一位美丽的少女,“我”叔父把这些笔筒带到印度去贩卖。一天,“我”无意中从房间的窗户瞥见画中少女出现在窗外的荒野上,她旁边有一个丑陋的老头,眨眼之间又全都消失没了踪影。我外出多方寻找无果。不久之后,那少女又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我”把她带进房间,给她喝了一点叔父从印度带回的用眼镜蛇浸泡的酒,结果少女在床上死去,并很快腐烂长蛆。“我”把少女分尸装进手提箱,走出家门,惊见那个丑陋的老头正驾着马车等在门口。“我”乘马车到荒郊野外一干涸的小溪旁掩埋那少女,挖坑时挖出一个古陶罐,骇然看见罐上画的正是那位美丽的少女。小说下半部写了“我”与妻子的感情纠葛:妻子是“我”青梅竹马的表妹,少女时代十分清纯圣洁,而现在变成了一个人尽可夫的荡妇。我因此备受折磨,病卧在床,浮想联翩,回忆少女时期的妻子,甚至挣扎起身到郊外的苏兰小溪边寻找妻子昔日的踪迹。“我”对妻子的放浪形骸实在忍无可忍,最后用刀杀死了妻子。这时,“我”忽然看见那个丑陋老头正抱着那只古陶罐从房间走出去,“我”追赶而去,那老头却没了踪影,而“我”一照镜子,发现自己异化成了那个相貌丑陋的老头。

  《瞎猫头鹰》故事神秘诡谲,上下两部分表面上没有关联,实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上半部充满梦幻色彩,而下半部即是上半部的现实版,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即圣洁少女腐烂(堕落)、死去的故事,所不同的是上半部以“我”得到陶罐结束,而下半部以丢失陶罐结束全书,整部小说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和多重主题。

  一、异化主题

  异化主题无疑是《瞎猫头鹰》这部小说的核心旨归,也是学界以往分析论述的重点,对此笔者也深以为然。萨迪克·赫达亚特是第一位将西方现代派创作手法引入波斯语小说创作的作家,这与赫达亚特在上世纪20年代留学欧洲的经历密切相关,“他们受到欧洲文学的影响,更关注创作的方式。”在他那个时代,伊朗小说的故事内容大多是在历史、社会和政治的背景下展开。而《瞎猫头鹰》完全是一部个人化、内倾化的作品,是一扇开向灵魂解脱的窗口,是伊朗小说从外向内转的一个标志。正如《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一书序言所言:“在本雅明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和控制,人为了保持住一点点自我的经验内容,不得不日益从‘公共’场所缩回到室内,把‘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

  一般来说,现代主义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即是无法抗拒的异化命运,这是《瞎猫头鹰》展示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小说中的人物全都最终难逃异化的命运,全都最终走向异化。首先是那个画中美丽少女。画中少女没有名字,没有性格,没有物质意义上的肉体,只有美丽脱俗的形象,小说用了大段大段的、最美的句子来描写这位少女超尘脱俗的美丽,比如:“她不可能与这个尘世的东西有什么关联……她的衣服也不是用普通的羊毛或棉花织成的,不是用物质的手、人的手织成的。她是一个美丽绝伦的存在,……我相信如果红尘之水滴在她的脸上,她的玉颜就会憔悴。”这里,美丽少女已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代表作者心中向往的一种圣洁美好的纯粹精神。然而,当画中少女忽然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在“我”家门口,“我”把她带进房间,她却在床上死去,并很快就腐烂长蛆。“我”无可奈何地只好把她埋掉。这是小说欲表达的第一层象征内涵,即人的精神一旦进入现代社会,其命运就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腐烂。

  与画中少女相关联的形象是童年时代的妻子。倘若说“画中少女”是清纯精神象征的“幻想版”,那么,童年时代的妻子则是纯粹精神象征的“现实版”。童年时代,青梅竹马的表妹有着一种晶莹剔透的清纯美。然而,长大成人之后,表妹在与“我”结婚时就已经不是处女了。婚后,更是堕落成一个人尽可夫的荡妇,与形形色色的男人通奸。这是一个纯真美丽的女孩堕落异化的故事。

  与画中少女紧密关联的另一个形象是主人公“我”的母亲布高姆达西。“我”的母亲原是在印度圣庙里跳圣舞的舞女,是为神献祭的舞女,是圣洁美丽的象征。父亲为她所深深吸引。布高姆达西与“我”父亲结婚之后,堕落异化为在城市广场上卖艺的舞女。

  画中的驼背老头已经是一个异化之后的形象。并且,小说中所有的男人——画中的驼背老头、赶马车老头、摆地摊老头、叔父、姑父全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异化后的形象:苍老、驼背、瘘眼、豁唇,并且总是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一般来说,人的堕落腐化总是有一个过程的,但小说并没有去展现这些人如何一步步堕落的轨迹,小说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一个个已经堕落腐化的人。这些人物没有过去,更没有未来,只有“当下”,而“当下”即是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状态。

  赫达亚特尽管十分崇拜卡夫卡,不仅将卡夫卡的作品翻译成波斯语,而且还写了长篇专论《来自卡夫卡的信息》。然而,赫达亚特并没有亦步亦趋地仿效卡夫卡,让自己的作品呈现为全然的“陌生”与“异化”状态,让人看不到希望。在赫达亚特的心中,始终有一丝不泯的希望,那就是他笔下的主人公“我”与“异化”命运的抗争。这是赫达亚特与卡夫卡最大的不同。这种抗争小说是通过主人公“我”来展示的。“我”在黑暗、压抑的现实生活中苦苦挣扎,力图摆脱这痛苦的异化命运,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这一命运,无法避免地异化,变成一个苍老、驼背、瘘眼、豁唇的老头,并且总是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人在现代社会中挣扎,不想堕落异化,苦苦抗争,但最终也无法抗拒地走向异化的命运。因此,小说最终给人的又是绝望。并且,比卡夫卡的绝望更加绝望。因为,卡夫卡的人物是“顺应”异化的命运,而《瞎猫头鹰》中的主人公“我”是在不屈的抗争,因而更加呈现出一种悲剧色彩。“悲剧之美和给欣赏者巨大美感的原因,正是由于这种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也许“顺应”体现的是卡夫卡的孤独与睿智,故因病而终;赫达亚特的“抗争”则蕴涵了更深的执著与绝望,故最终自杀。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人在成年之后就异化得面目可憎了呢?小说中主人公“我”的父母之间的爱情本来是美好的,然而叔父插足进来之后,一切就变了。在眼镜蛇的考验中,父亲死亡,叔父被吓得完全改变了模样,也就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里,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宗教神话:伊甸园中的蛇引诱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犯下了原罪。亚当夏娃的故事虽然是基督教的神话故事,但也被伊斯兰教所吸收。蛇作为魔鬼的象征在传统文学中通常是罪恶之源的象征,在《瞎猫头鹰》中也不例外,它揭示了异化的根源:蛇——人类心中隐藏的贪欲。小说中每个人物的异化都与蛇密切相关。这条“蛇”在作品中既是外显的又是内在的。首先,画中的清纯少女来到现实中,是因为“我”给她喝了浸泡眼镜蛇的酒而死去、腐烂;而这眼镜蛇酒又是母亲遗留给“我”的唯一礼物,“我”的父亲因这蛇而死,叔父因这蛇而异化,母亲亦如此。可以说,这条外显的蛇是左右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角。

  传统文学中,蛇往往是作为引诱人犯罪的外在魔鬼而存在,《瞎猫头鹰》表面上亦如此。然而,若我们细加体味,会发现赫达亚特在展现人因蛇而异化时,其关注点不是在外部,而是把目光集中到人性本身。在作者看来,与其说人的犯罪、异化、堕落是受到外在魔鬼的引诱,毋宁说是人性本身隐藏着的一种魔鬼精神所致。小说中的异化形象无一不是被这种魔鬼精神操纵的结果,而主人公“我”的异化更加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异化的过程:社会环境的压力已使“我”痛苦不堪,而使“我”更加痛苦的是“我”自身存在着一种魔鬼的力量,它使“我”感到自己活生生地被分解。小说写到“各种令人恐怖的、犯罪的、可笑的脸孔,随着手指的拉扯而不断变换——那个黑老头、屠夫、我妻子,他们的样子都出现在我脸上。似乎他们的幻影都存在与我身上。”“我感到此时此刻,摆地摊老头和屠夫的灵魂附着在了我的身体里。”“我”拼命挣扎,与这内心的魔鬼斗争。然而,“我”最终也无力揪出隐藏在“我”身上的魔鬼,走向异化。也就是说,异化根源即在我们自身。因此,可以说,《瞎猫头鹰》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类不可逆转的“异化”之悲剧命运,而“我”的最终异化更是象征了人在现代社会中无法走出的精神困境。

  因此,卡夫卡呈现的是已经异化的状态,对于敏锐者而言是一种警醒的重击,然而对于浑然不觉自己已处在异化状态的“懵懂者”来说,多少有些隔膜,有些“事不关己”的旁观意味;而赫达亚特呈现的是异化的过程,让每一位“旁观者”都感同受身,置身其中,无法“旁观”,因而令人毛骨悚然。

  二、拯救主题

  赫达亚特的作品如同卡夫卡的作品一样,一方面让敏锐的读者与故事中的主人公产生一种由同一性引发的共鸣,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矛盾与不相容。应当说,赫达亚特的作品在卡夫卡的精神特质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朦胧梦幻之美感。如同卡夫卡,对于赫达亚特来说,写作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是尘世生活方式,更是精神生活方式,是灵魂的飞翔状态。不同于卡夫卡的是,赫达亚特的心中始终存有一种希望,尽管细若游丝。对于《瞎猫头鹰》的拯救主题,尤其是其中对伊朗传统宗教文化因子的运用,以往学界较少涉及。

  《瞎猫头鹰》整部小说萦绕着浓厚的印度-伊朗雅利安人古老传统的情结。小说创作的时代正是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后,开始大力打压伊斯兰文化,大张旗鼓地宣扬伊朗伊斯兰化之前的古波斯文明和文化,也就是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的文化传统,也即是雅利安人的文化传统,认为这才是伊朗自身的文化传统。因此,第一代巴列维国王礼萨王在1934年正式将国家名称由“波斯”改为“伊朗”。“伊朗”一词从“雅利安”演变而来,意为“雅利安人的后裔”。在巴列维王朝时期,有相当一部分伊朗知识分子认为,伊朗之所以衰败正是从阿拉伯人的入侵开始的,认为古波斯文明所代表的雅利安传统才是伊朗的根。赫达亚特正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他十分迷恋伊朗伊斯兰化之前的文化传统,在短暂的一生中,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收集整理伊朗伊斯兰化之前的民风、民俗和民间故事。他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其中一部分风俗习惯不仅可以令人喜悦,而且还是伊朗辉煌历史的纪念,如梅赫尔甘节、娄鲁兹元旦节、拜火节等,保护发扬这些风俗习惯是我们全体伊朗人的一项重要任务。”赫达亚特还在印度生活了一年多,在他看来,印度比伊朗这样已经完全伊斯兰化了的国家,在对雅利安人古老文化传统的保持方面,做得更好一些。《瞎猫头鹰》整部小说也弥漫着浓厚的印度因素:父亲、叔父到印度经商,娶了印度舞女为妻,而“我”的营生也是将画的笔筒销往印度,反反复复出现的“莲花”意象,等等。然而,小说中,印度的代表形象是那个坐在柏树下的驼背老头,也就是说在两百年的殖民地历史之后,印度这个雅利安文化的代表国家与伊朗一样也衰败、老朽、异化了。

  小说中经典场景出现的时间具有深刻的拯救内涵。小说写到,主人公“我”是在正月踏青节那天,无意间从储藏室的通风口瞥见荒野上的美丽少女的。伊朗阳历的每个月的名字和每一天的名字都是用琐罗亚斯德教所崇拜的神祗的名字来命名的。正月也就是一月,称为法尔瓦尔丁,在琐罗亚斯德教的经书《阿维斯塔》中,法尔瓦尔丁是灵体神的名字,是人类的庇护神。正月元旦日是公历的3月21日春分,正月十三也就是公历的4月2日,与中国的清明节非常接近。伊朗人在这一天的民俗是全家外出郊游踏青,因为十三日这天的名字是提尔,在琐罗亚斯德教中“提尔”即雨神,是赐予甘霖的神祗。也就是说,在灵体降临人的肉体、又逢甘霖滋润的这一天,主人公“我”看见了荒野中出现的经典场景。

  然而,转瞬之间,荒野上的场景就消失了,“我”开始四处寻觅。寻找了多少天呢?小说在上半部三次提到是两个月零四天。当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反复涉及某个意象,必定会有其特殊的涵义在其中。从正月十三往后数两个月零四天,是伊朗阳历三月十七日。三月名为霍尔达德,是水神,代表完美和健康。在琐罗亚斯德教的神话传说中,水神霍尔达德将先知琐罗亚斯德躯体的分子置于雨水中,然后降落大地,让草木吸收,琐罗亚斯德的父亲赶着奶牛放牧,奶牛吃了含有琐罗亚斯德躯体分子的牧草,然后琐罗亚斯德母亲又喝了含有琐罗亚斯德躯体分子的牛奶,由此生下人类的第一个先知琐罗亚斯德。 第十七日的神祗名索鲁什,是琐罗亚斯德教中的报喜天使。在寻找了两个月零四天之后,那个美丽少女在三月十七日这天出现在主人公的家门口。

  画中的美丽少女无疑是赫达亚特心中的拯救天使,在正月十三日,灵体降临人的肉体又逢雨神普降甘霖的这一天,出现在“我”的视野中。然后又在三月十七日,代表完美和健康的水神霍尔达德主管的月份,在报喜天使索鲁什报喜的日子,来到“我”的现实生活中。小说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描写少女那双乌黑晶莹的眼眸:那双充满魔力的威严的眼睛,那双像是在谴责人们的眼睛,那双焦虑、惊异、具有震慑力而又充满许诺的眼睛。 无疑这是一双具有震慑力、洞察力、拯救力的眼睛,洞悉尘世间的一切苦难。这里,拯救主题凸显出来。

  小说最经典的画面:少女向那个坐在柏树下的老朽的驼背老头献上荷花。在这一反反复复多次出现的经典画面中,不仅“少女献花”本身就蕴含了“拯救”之深意,而且还有两个不能忽视的象征意象:一是柏树,它既是生命长青之树(波斯文学中常用“柏树”比喻女性曼妙的身姿),也是祭祀哀悼之树(在公墓陵园中普遍种植柏树)。其实,祭祀哀悼也是祈祷亡者的灵魂长青不朽,二而为一。更为重要的是,伊朗民间普遍流传,柏树是琐罗亚斯德游历天堂之后,带到人间的圣树,在伊朗人的民间信仰中是连接天堂与大地的生命之树。驼背老头坐在柏树下,既是对衰败和异化的哀悼,也是希望他能重新焕发活力。二是荷花,它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圣洁之花,是佛教的圣花,佛教里有释迦牟尼步步生莲的传说。荷花代表超然脱俗,也代表了古老的雅利安传统。小说中写到:“那荷花叶并非凡俗之花……如果她修长的手指去采摘凡俗的荷花,那手指便会像花瓣一样枯萎。”

  荷花的拯救象征还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的传统。前文讲到,该教传说中琐罗亚斯德的诞生,就是水神霍尔达德将先知琐罗亚斯德躯体的分子置于雨水中,然后降落大地,让草木吸收。琐罗亚斯德的父亲赶着奶牛放牧,奶牛吃了含有琐罗亚斯德躯体分子的牧草,然后琐罗亚斯德母亲又喝了含有琐罗亚斯德躯体分子的牛奶,由此生下人类的第一个先知琐罗亚斯德。因此,故人的细胞化入泥土和草木,生生不息。小说中也写到:“我领悟到在那群山上,在那些房屋中,在那些用沉重砖头建造的荒芜了的居民区里,人们生活过,现在他们的骨头腐烂了,也许他们身体各部分的细胞活在了蔚蓝色的荷花中。”

  在正月十三灵体降临人的肉体又逢雨神普降甘霖的这一天,代表纯粹精神的少女,将代表古老雅利安传统的荷花,献给坐在柏树下的像印度瑜珈行者的驼背老头。这里,作者所想要表达的拯救主题是不言而喻的。

  荷花的拯救寓意还体现在小说中反反复复出现的歪歪扭扭、奇形怪状的房屋、衰败的古城堡。这些破败房屋的象征意象在小说行文中有所揭示。主人公“我”在精神恍惚中,看见苏兰小溪边的柏树后走出来一个穿黑衣的小姑娘,向山上的古城堡走去,“此时山上城堡的影子似乎全都复活了,那位小姑娘是以前雷伊古城的一个居民。”雷伊是伊朗昔日古都的名称,在现今的德黑兰附近,在小说中是古波斯的一个象征。也就是说,曾经繁荣昌盛的古波斯帝国,现今只剩下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屋了,俨然一片衰败的景象。然而,在这些破败房屋的中间,总是“有一些蔚蓝色的荷花长出来,沿着门和墙壁攀援而上。”破败房屋中的荷花,与美丽少女向那个驼背老头献上荷花,二者的象征含义是一致的,都是表达拯救的主题。

  赫达亚特在其游记《伊斯法罕半世界》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伊斯法罕城郊的一个拜火坛,虽然已是一堆残垣断壁,但作者却陷入感怀:这座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坛,早先一定是非常巍峨壮观,有长年不灭的圣火和络绎不绝的参拜者。作者感叹:倘若这些地方能够重建,再次点燃令人缅怀往昔的熊熊大火,该有多好啊。 似乎在赫达亚特看来,荷花的外形正如同一簇熊熊燃烧的圣洁不灭的火焰。也许,印度的荷花与波斯的火焰在古老的雅利安传统中即是同源的。《瞎猫头鹰》中一再提及的荷花何尝不是作者心中不灭的火焰,从民族主义的层面上来说,是作者想要借助雅利安的古老传统重振伊朗昔日的荣光,使现代伊朗能走出贫穷、落后、愚昧的泥坑,重新振作强大起来;从更广阔的世界主义的层面上来说,作者是希望用一种东方的超凡脱俗的纯粹精神,拯救被西方文明所异化的物欲横流的现代人。

  三、希望与绝望

  现代人真的有获拯救的希望吗?作者赫达亚特的心中是既希望又绝望的。小说主人公“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笔筒上画画,画的是同一幅画,即具有震慑力、拯救力的美丽少女。这说明作者在其中是寄托了深深的期望。在正月十三踏青节这天,作者寄托了深切希望的场景——少女向驼背老头献花——出现在原野上。然而,那驼背老头的恐怖笑声使这一场景转瞬即逝。也就是说,一种深切的期望,转眼就落空。然而,“我”并不甘心,天天外出,四处寻觅。整部小说写了两场寻觅,一是上半部,荒野中的少女消失之后,“我”发疯似地四处寻找。另一场是下半部,“我”在病中,不堪折磨,挣扎起来,走出城外,走到苏兰小溪边,寻觅童年时代与妻子两小无猜、玩捉迷藏的欢乐。

  寻觅本身就是心中的希望并未泯灭的外在行为显示。的确,执著的寻觅使主人公似乎又获得了希望。在小说上半部,经过两个月零四天的寻找,在三月十七日报喜天使报喜的这一天,画中少女出现在“我”家门前。在小说下半部,主人公“我”在病了两年零四个月之后(这是两个月零四天的一个变异数字),挣扎起来,来到城外的苏兰小溪边。恍惚间,不仅看到一个象征着拯救的小姑娘从柏树后走出来,向山上的古城堡走去,同时也回忆起与童年的妻子在正月十三踏青节这天在苏兰小溪边玩捉迷藏的情景。因此,这又是在绝望之中的希望。然而,希望之后仍然是绝望。画中少女来到我家之后,转眼就死去了;童年时代纯真可爱的妻子,长大成人之后成为人尽可夫的荡妇。这是小说上下半部相互映照的同一个内容的不同的版本形式。也就是说,在整体结构上,小说不仅上下两部分各自分别有一种“希望与绝望”之旋律萦绕,而且上下两部分又共同组成了更大的一轮“希望与绝望”之旋律。

  小说中的小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意象,笔者把它解读为文化传统的象征。我们一般的惯常比喻也是把文化传统比喻为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小说上半部结尾,在挖坑埋葬死去的少女时,小说明确说到,是在一个干涸的小溪旁边。这里隐含了伊朗文化传统的干涸与断裂。从更广阔的层面上来说,意味着精神的枯竭。小说下半部写主人公“我”在病中外出游荡,来到苏兰小溪边,这时的小溪是流水潺潺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是主人公的幻觉,是在脑海里呈现与童年时代的妻子在小溪边玩捉迷藏的美好情景。童年时代是一个清纯美好的时代,映射在具体的周遭环境中,那就是文化的长河潺潺流淌,没有干涸。然而,幻觉终究是虚幻,清醒之后依然是一条干涸的河流。这是小说中萦绕的又一轮“绝望—希望—绝望”的变奏。

  小说另一个重要象征意象是陶罐。小说明确说到,那个摆地摊的老头以前是个陶工,到最后就只剩下地摊上的一些破烂玩意儿和一只肮脏破旧的陶罐。这个摆地摊老头的陶工身份无疑是古波斯的象征。陶工和陶罐是波斯古典文学中的一个典型形象,尤其在海亚姆的四行诗中更是频繁地出现。在海亚姆的诗歌中,用含有先人骨殖的陶土做成的陶罐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本文前述的琐罗亚斯德的文化传统,即琐罗亚斯德先知身体的分子蕴含在草木陶土中;二是海亚姆深受古希腊原子学说的影响,认为人死后尸骨化为原子融入泥土。赫达亚特对海亚姆十分崇拜,深受其影响,不仅收集整理了海亚姆四行诗,而且还写了长长的序言对之深入论述。因此,在赫达亚特这里,用含有故人尸骨的陶土做的陶罐无疑是传统的象征。在干涸的小溪旁挖坑埋少女时,“我”捡到一个埋在土中的古陶罐,罐体一侧画着的正是那位美丽的少女。在这里,“陶罐”成为前人精神生生不息的象征,似乎寓示了传统精神的复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统精神的复活并不是整部小说的结束,而是小说上半部的结束。小说的上半部故事是主人公“我”在病中的幻觉,因此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绝望情绪。而小说下半部是在上半部美丽少女的幻觉消失后,主人公在深深的绝望中、在鸦片烟的迷雾笼罩中对于妻子往事的回忆,又是另一种虚幻。小说最后,“我”在生不得生、死不得死的挣扎中最终走向异化,而那个象征着传统精神的古陶罐也被驼背老头拿走了。因此,上半部结尾,我在掩埋死去的画中少女时,捡到陶罐,陶罐上画有那少女的画像,让“我”深深震撼,这似乎是拯救之希望;下半部,那个驼背老头带走了陶罐,全书结束,这是更深的绝望。陶罐的失落是传统精神的彻底失落,与其说是在文本上象征了人类未来的终极无望,毋宁说象征了赫达亚特自己对人类未来的彻底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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