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时节，风和日丽，遵义会议会址前那棵见证革命历史的老槐树正萌新枝、发新芽。

记者造访当日，原本是闭馆时间，遵义会议会址却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参观者，他们或静听解说，或注目朝圣，或重温入党宣誓。解说员冯璐告诉记者，自今年春节以来，展馆几乎没有闭馆日。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迈步在遵义会议会址前青石板上，一句句庄严的誓词，将我们带回到87年前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时空——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后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红军该何去何从，未来行军方向怎样，牵动着每一位红军将士的心，直接关系着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危机四伏，红军处境面临一次又一次关乎生死的重大抉择。1934年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红军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黎平，暂时避免了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性命运。进而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一次采纳毛泽东同志主张，作出转变战略方向的重大决策。并召开猴场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天险，挺近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为了挽救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红军一次次的跳脱敌人围剿，从绝境险地奔袭到遵义城。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从革命大局出发，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得到支持。在关键时刻，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纷纷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此时，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中逐步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

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与此同时，红军攻占遵义后，甩开几十万敌军追击，取得了短期休整的机会。为中央召开会议，总结历史经验、纠正错误领导，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这样的危机关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同时，他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经过三天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作出重大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学术指导/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文、图、视频/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赵相康 向秋樾

文字编辑/彭芳蓉

视觉/实习生 卢钱沙

编审/李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