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2022年孔学堂四季论辩大会第一期在贵阳孔学堂明伦堂明德厅举行。大会邀请了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舒大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刘石；中华书局执行董事、编审周绚隆参加，大家围绕辩题“新时代的古籍整理：重点是纸质书出版还是数字化”展开论辩，分享各自的观点，论辩大会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廖可斌主持。

论辩大会现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琳琅满目的古籍，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的古籍工作做出了部署，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古籍工作的高度重视。阅读纸本书有悠久的传统和特殊的效果，电子阅读则已成为现代人特别是青少年的重要阅读方式。新时代的古籍整理，纸质与电子到底哪一个才是主场？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廖可斌主持大会

　　论辩现场，周绚隆编审回顾了近十几年来纸质书出版和数字化出版的实际情况，结合对国外出版业情况的考察，认为现在仍然必须高度重视纸质书出版。在他看来，古籍整理的“整理”显得更为重要，应该做好深度整理，赋予古籍新的内核与附加值，实现出版的文化传播价值。纸质古籍至今对于诸多读者和学者了解、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仍十分重要。对于一些基础古籍，一定要做深入研究和解读。对不同类型的古籍，应采用不同的出版方法，深度整理的纸质书的出版永远是出版行业应该坚持的方向。

中华书局执行董事、编审周绚隆展开辩论

　　处于当下这个时代，年轻一代读者赶上了数字化浪潮，人工智能、大数据正飞速发展，传统出版能否借此“插翅”飞得更高？刘石教授从“古籍整理数字化更重要”的角度分析辩论。他介绍，标引式古籍整理，是目前除PDF版与自动识别版两种数字化文献形式外，当下正在进行中的“新式出版”。“数字化除了单纯阅读，还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把一本古籍或多种古籍从各个角度关联起来，读者可以通过检索将相关知识点一网打尽，这是古籍数字化的重要意义所在。在数字化时代，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也是古籍整理数字化努力的方向。”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刘石阐述观点

　　从纸质古籍的精神内核到古籍数字化的便捷发展，在场专家们发表高见，共同探讨，场下观众奋笔疾书，笔记本一页页满载金句。新时代古籍整理的重点在哪，舒大刚教授认为，在新时期的不同阶段，古籍整理的重点应该有所不同。同时，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古籍，主要整理出版方式也应有所不同。因而，国家应该在近十年内将全国性古籍文献数字化，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应当将地方文献数字化，以便保存与利用。如果在数字化时代，还坚持将所有古籍都做纸质出版，不仅耗时长，成本大，而且使用也不方便，甚至出版的纸质书也无处堆放。大型文献整理应该以数字化为主，经典和基本文献整理研究应以纸质书出版为主。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舒大刚展开辩论

　　作为一名古籍整理的专家，张涌泉教授以读者和作者这两重身份，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不同的文献出版的确应该分门别类，不能搞“一刀切”。经典古籍不应该只是在电子屏幕上浅浅翻过，而是应该不断温故知新，才能达到对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目标。对于读者面非常狭窄的文献，就不必浪费印刷成本，而应以数字化出版为主。“数字化是大势所趋，但我建议可设置‘数字化图书出版准入制’，改变如今数字化出版过于杂乱的现象，最大化发挥数字出版的作用，推动数字出版‘正规化’。”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阐述观点

　　教授们认为，纸质书与数字化，两者之间无论如何选择，最关键的还是要达到“有效阅读”。至于年轻人更接受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出版，数字化阅读与纸质书阅读效果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异，这个问题还应该进行更深入地调查研究。

论辩大会现场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大炜

编辑 王小婷

二审 何涛

三审 闵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