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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新黔边行》 | 彭芳蓉:走黔边,让我读懂费孝通《乡土中国》


我刚开始走“黔边”的时候就去到一个很偏远的村庄——水城县的磋播村。听说那里有个很厉害的村支书,原本好不容易在外打拼过上好日子,却毅然选择回到村里,用了10多年时间带领老家从深度贫困中走了出来。


我们从营盘乡驾车前往磋播村,50多公里的距离竟花了近2个小时,盘山公路上一个急弯连着一个急弯,一直绕向群山最深的地方。在这条路上起起伏伏,我的疑问和好奇也越发强烈:“这种让人生下来就想逃离的地方,他为什么要回去?大家一起离开不是更好?”


过去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书中提到: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而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


我对此并不能完全理解,始终认为想要改变命运就应该打破一切陈旧的事物,至少要逃离“舒适区”,更何况这些地方并不能让人感到舒适。让我没想到的是,在之后各地的采访中,同样的疑问还会反复出现。


深山里的磋播村,土地支离破碎,种一年粮食只够吃半年,生存都无法保证又何谈生活?高山上的平塘县甲茶镇团结村冗阶组,每次下山都是一次生死冒险,被高山环抱的小寨,10分钟就能走通,土地当然也不足以让人生活无忧。赫章县平山镇水塘村,当地留守老人对现代医疗的不理解造成强烈抵触情绪,常规的基础医疗服务几乎无法开展……但这些听上去就让人想要“逃离”的地方,或不适宜人生活,或工作难以开展,却有那么多和徐祥峰一样的人,义无反顾回乡或留驻。


当我了解到这些地方的历史困境,第一反应总是希望当地人鼓起勇气“逃离”,这种“逃离”在我看来完全是合理的求生本能。至少,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迁徙总会带来人类的进步,而贵州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中也总有荡气回肠的迁徙故事,逃离过去寻找更好的生存之地当然也是迁徙的重要原因之一。


却偏偏有人对抗这种“本能”。


为了能“喝一口米汤”离开家乡的徐祥峰,成家立业后回到偏远的家乡带着当地人发展产业;生于冗阶组的团结村村主任王长武外出打工挣钱回家为老乡们修路;桐梓县的钟安辉带着少年心气从“穷小子”成长为企业家,义无反顾回到老家开办鞋厂。


每当我问到:“为什么要回来?”他们给出的答案都惊人的一致,因为“人总要回家。”


我想起《乡土中国》中对于农村人与土地、乡土社会中“家”的概念等阐述,意识到如果从中国乡土社会的角度来看,便能理解这种“坚守”。家乡形成的牵绊牢牢地拉扯着他们,他们骨子里依然离不开那个熟悉的故土,故土那些共同生长起来的人们依然在忍受生活的煎熬,这更牵动着他们的心。回到乡土社会的语境中来理解“徐祥峰们”,我反倒认为那些道德高尚、无私奉献的溢美之词极有可能只是外界附加于他们行为的“合理化”解释,而从他们最初的心态来看,或许“回家”这个共同选择,其实是出于对土地这一“生命根源”的疼惜,对乡土社会中“家”的责任感,而他们的疼惜与责任心比常人更高。


但在赫章县的水塘村,“90后”村医张先国又让我看到另一种人间大爱。他是隔壁村人,本来回乡是为了接力父亲的村医使命,最初也是为了老家这些多少沾亲带故的村民们坚守。但水塘村村干部三番五次的劝说和请求,点燃了这个年轻人心中的使命感,让他答应在虽然邻近但很陌生的村庄里的驻守。他作为水塘村的一个“外来者”,无疑打破了乡村社会固有的熟悉感,所经历的艰难与不理解外人更是无法想象,他靠什么取得村民信任?唯有真诚和坚持。


在甲茶镇,我跟着王长武气喘吁吁地登上高山上的冗阶组,我们没有从新开辟的水泥路入村,而是选择在树林间穿过那道因少有人走而杂草丛生的古老寨门。我在寨子里走了一圈,路过一户人家门口时,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坐在门槛边上,厚实的粗布棉衣裹着瘦小的身躯,她静静地望着我们,眼神里没有流露任何情绪,既看不到对陌生人的好奇,也没有对外来者的抗拒,我突然感觉她似乎并不是在看我们,而是与这个山间小寨融为一体,时间流到她身上就会戛然而止。站在小寨子的中心,王长武指着环绕四周的青山说:“你看这里多美,如果不是因为路不好走,谁不想在这里过一辈子?”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过31个县、上百个乡镇或村庄,我看到了自己生活之外的人间百态,屡次打破人生经验给我带来的固有观念,也是在这趟行走中,我站在更贴近真实乡土的角度理解了费孝通先生的文字,理解了中国的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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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刊头设计/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浩宇

文字编辑/向秋樾

视觉编辑/彭芳蓉

编审/李缨